当年轻人在超市中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
粮店的记忆
27岁的朱光荣走出北京站出站口，北京站的大钟依旧，站前的平房俨然。天空晴朗，他心情舒畅。
这是1979年7月的一天清晨。这一天，在黑龙江某兵团插队10年的朱光荣，返回家乡北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样，他首先面临的是就业问题。
在家赋闲两个月后，当地街道给他介绍了三个工作。朱光荣本想选择在兵团时熟稔的汽车修理，但家人和朋友却劝他到粮店工作。
“那时候粮店是一等的好单位，谁家不需要吃饭。”朱光荣最终到粮店工作。他的新单位在东城区和平里四区附近，名字叫作和平里中街粮店，但当地居民更习惯称之为“四区粮店”。
四区粮店是和平里附近最大的粮店之一，负责为3000余户居民供应粮食。粮店的上级单位是东城区安外粮管所，是一家典型的国企粮店。
四区粮店是一家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店内左侧是一排米面柜台，柜台上摆有秤盘，柜台下装着接粮的漏斗,右侧是花生米等杂粮柜台，靠近后门的位置放有油桶，长长的抽油器插在桶中。射进窗户的阳光光柱内，各类粉尘飘飞其中。
在当时，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因为掌控着粮食命脉，粮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中心。
那时，每逢周末或月底，四区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那时，人们对粮食的仔细，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
粮票，成为当时买粮所必需的“通行证”。
吃饭的护照
朱光荣在四区粮店上班的第一个月，便开始熟悉收放粮票的业务。
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登上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四区粮店拥有近万人的粮食关系。每月21日，四区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数十万斤粮票发放到粮店内。
粮票是成联发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每张成联粮票的面积与报纸相仿，上面打有孔洞。朱光荣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粮票裁剪成小张，然后按户装入一个小口袋中。口袋上写有户主的名字。每月24日前，小口袋便会发放到每户手中。
买粮时，居民首先要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朱光荣说，因为缺乏副食供应，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吃饭的护照。
那时，朱光荣觉得在粮店工作光荣且有面子，“大家都不敢得罪粮店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因为工作努力，1981年，他被任命为四区粮店的经理。
疯狂的票证
在朱光荣当粮店经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的商品市场处于萧条阶段。
每逢秋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内开始堆满大白菜，每一棵白菜都成为居民家中珍贵的储备。
朱光荣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但这52元钱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商品，因为所有商品都捆有票证的“枷锁”。
建国初期，因为商品供应不足，票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经济发展，票证的种类有所减少。此后，国家经历了十年动乱，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紧缺，“文革”后，票证的种类又多了起来。
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
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在朱光荣的记忆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朱光荣说，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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