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华夏上古史研究》

孟世凯

今年（2001）有幸拜读了两本研究我国上古史的著述。一本是湖南刘俊男先生的《华夏上古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本是山东景以恩老先生的《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两本著述都有各自的特色。前者认为上古“三皇”、“五帝”皆源于南方，中华文明是以今湖南洞庭湖一带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后者认为上古诸氏族与夏商周三代皆源于东方，具体到今山东海岱地区。两书的共同点都是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搜集各种各式资料，较详的对有关古文献（涵先秦两汉以及其后的传说），考古资料，古文字和有关的古地理等研究后得出各自的结论，各自都是独树一帜。刘俊男先生约我对《华夏上古史研究》写个书评，读此书后我有一些联想，只有是个读后感。 学习过先秦史的都知道，先秦时代的历史最复杂，问题最多，又是一个最重要、时代最早的时段。按传统的划分法、夏王朝建立前为“古史传说时代”，在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中称为原始社会，约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我们今天所知这几千年的人和事是先人们口耳相授，代代相传而被后人记录下来的。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授中都搀杂了不少的神话，故历史上又曾称为“神话传说时代”。这一类最早的神话传说资料中，保存了不少的古史资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是研究上古史主要的资料依据。 从先秦、两汉、魏晋及其后历朝的古文献中都有上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但是最早系统的记载这段历史是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开卷的《五帝本纪》只从黄帝开始。先秦、两汉以及其后各种文献中《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记述。因年代久远，历代的传授又有所差异，加之一些古文献中又是人神不分，至使两千多年来在各种学者中对上古史研究各说其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各说其是的研究是必然趋势，即在不同的时代有更多的学者来参与探讨，才有利于上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对古文献的辨证和史料的整理，可以说清朝的“乾嘉学派”作出不朽的贡献。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古史学界出现了反对封建思想的疑古思潮，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辨析我国古代历史资料过程中，引起了一次研讨古史的热潮。现在回头去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疑古思想走得太远一些，由疑而走向了无。但是古史辨的学者们通过对古史史料的辨析，考订其真伪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仍是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已将古文献和当时能见到的古文字（金文、殷墟甲骨文）结合研究的方法，为其后科学地利用历史文献、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资料，民族学（或称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对史料作了不少的辨析、考证，所以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研究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才被以“烦琐考证”、“钻故纸堆”定性，列为禁区。因此较长时期对许多古史问题不能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研究。再加之某一时段“长官意志”的指示、“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厚今薄古”的贯彻等等的限制，使上古史的研究几乎完全停止。至于几部通史中上古史部分仍是传统说法，有的也试图与考古资料结合，便限于当时的资料和方针政策，也没有什么大突破和新意。
我国有修史的传统，而且几千年不断，其中又有“正史”和“野史”之分，野史中还包括“杂述（著）”。也就是官修的为正史，私人著述为野史。长期以来野史是不被皇家重视，至于许多地方史、志的资料更不能列入官修史书中。甚至在先秦史研究中先秦诸子也认为是“空发议论”、“讲寓言说故事”之书，《山海经》更是“荒诞奇伪”邪书等等。其实有关上古史的不少资料就保存这种野史杂述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断，一是有口耳相授讲史的传统，二是有记录这些历史资料的文字，尤其是具有强大凝在聚力的汉文字、汉文字的形成有几千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所知能成体系、完整表意文字还是商代后半期的甲骨文。除甲骨文外，还有商周金文、先秦时期“六国文字”，这些刻写在各种物体上的汉字称为古文字。今天我们对这些记录有历史资料的古文字还有许多不能认识，即使是已认识的，还有的不完全确知其意。先秦古籍中也存在一些未知的记录，因此被称之为“历史之谜”。 先秦史时空跨度很大，不仅问题多、复杂，后人记载的差异也多，故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多视角、多层次的去综合探讨。将具体问题一个个作全方位的分析，清理出一些与基本史实大体相同线索，再联系大致相同时空的其它事物，才能看出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恢复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到九十年代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不少地方出版了史、志，有的还是多卷本，具有地方特点的史、志资料中的一些问题不见于经典和正史，这就补充和丰富了我国历史的内容。研究上古史仅限于使用经典和正史的资料显然是不足的。以有关的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资料、民族学、古地理等多学科结合各种“野史、杂述”中有关资料，可能比走传统的“正统”更有所收益。 自上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给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学术界空前活跃，出现科学文化繁荣的局面。我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新面貌。一些地方的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搜集中各种资料研究后认为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祖先们就起源于当地。这种突破传统正史研究的尝试，无论其结论有多少人认可，但决不是如有的自诩为“权威”所说“异端邪说”。过去某些时期中就是这种“权威”太多，才使古史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在我国古代史的领域中，无论任何时段，参加研究的人多一些总比少好。何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有志于此的人似乎愈来愈少。对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当认同他们是在科学倡明的新时代中发扬“稷下学派”的精神，何况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主攻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们的研究的结论在古史学界有多少人同意？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只有多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的认识去全方位的探讨，才有利于在历史文化研究向更深入的发展。
对刘俊男先生所著《华夏上古史研究》，我就是以上述的认识来看待。他在对上古“三皇”、“五帝”及其它相关问题作了点评和详考后，认为华夏文明源于南方。“在夏以前，主要是南北迁徙，并以长江中游洞庭湖为中心，将文明向四周辐射。”华夏文明起源是否如是，姑且不论，但他的一些立论，如“三皇五帝原义为三正五行，后来才用称呼人帝，人间的三皇五帝不固定，随时而变。”“伏羲是个哲学概念，伏羲、宓羲、包羲、太昊、东皇太一等等是指《易》学中的‘太极’后人称这种哲学的创立者为伏羲氏。伏羲氏其实就是烈山氏、亦即神农氏……少典是未代神农妃，生黄帝轩辕炎帝蚩尤。”（刘先生认为炎帝就是指的蚩尤）又如：“尧舜禹等禅位的‘河、洛’非指今黄河、洛水，而是指古刘河和渌水，是古都长沙南北的两条湘江支流，湖南南岳一带为上古政治及天文科技中心，今攸县有皇图岭，禹门洞，浏阳有首禅山等即其遗迹”等，都颇具新意。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家乡史论”、“本位史观”，在其它省市学者中也有。不错，近些年来类似的论述有一些，但是有人去研究总比不研究要好，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总会给当今学者和后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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