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大禹、大禹治水与巴蜀文明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谢兴鹏

　　近年来，有不少关于研究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文章，但很少把大禹与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从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禹、大禹治水及以大禹文化与巴蜀文化、巴蜀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大禹、大禹治水和大禹文化对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起源、发展、繁荣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把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大禹治水始于蜀

１、禹生西羌在蜀

　　（１）鲧禹先祖封于蜀。《大戴礼记·帝系》：“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氐水”《史记》作“江水”）青阳就是玄嚣，玄嚣一系都活动在中原和北方，昌意一系则多与南方相关。若水在今四川西部雅砻江，昌意或其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颛顼也生自若水。《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之误）。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①鲧、禹为颛顼之后，其生于巴蜀应当是可信的。

　　（２）禹生石纽在蜀之石泉（今北川）。《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载：“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正义》载：“禹，西夷之人也。”《史记•六国年表》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华阳国志》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刳儿坪。”《蜀王本纪》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郦道元《水经注》载：“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唐书•地理志》载：“茂州石泉县治有石纽山。石泉今属龙安府，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锦里新编》载：“刳儿坪，在石泉县南石纽山下。山绝壁，上有‘禹穴’二字，大径八尺，系太白书。坪下近江处，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其血溅之迹。土人云：取石煎水，可治难产。”《四川通志》载：“石泉县。石纽山在县南一里，有二石纽结，每冬月霜晨有白毫出射云霄。山麓有大禹庙。”“九龙山。在(石泉)县北二十里，山势嶙峋，排列九岭，如龙起伏状。第五岭下即刳儿坪，禹生于此，血石满溪。李白书‘禹穴’二大字，镌于山顶(山腰)。”《升庵外集》载：“广柔，隋改汶川，今之石泉县也。”“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成书的《石泉县志》(由浙江象山人、时任石泉县令姜炳璋主持编写)对石泉(今北川)县境有关大禹的遗迹、民间祭禹的习俗、禹庙的修建情况等作了详细记载，尤其是收录了南宋著名学者计有功所撰《大禹庙记》，详述了县内禹庙的悠久历史和祭祀大禹的渊源。众多的史籍对禹生石纽在石泉（今北川）作了明明白白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史籍中记载的众多遗迹在蜀之石泉（今北川）都找到了与之相应的遗迹，从而充分印证了大禹生于蜀之石泉（今北川）。县内的文史工作者及省内外专家、学者对大禹生于蜀之石泉（今北川）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对禹生石纽在蜀之石泉（今北川）给予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孟世凯在《研究历史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一文中说：关于大禹和夏文化研究，从目前的情形看，我认为大体上形成“以四川省北川县为中心的大禹出生地，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的大禹活动地，治水涉及黄河中下游，影响及于江淮流域，大会诸侯于安徽怀远县之涂山，葬地在浙江绍兴”的新动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石泉县与四川省石泉县在历史上为争大禹故里的“官司”打了几百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了定论：陕西省石泉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佩今在《大禹生于蜀之石泉》中说：“我们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调查了包括你们北川在内的全国所有石泉的来龙去脉。我们认为，大禹出生在四川的石泉县(今北川县)，而不是陕西的石泉县。”综上所述，禹生石纽在蜀之石泉（今北川）应当毋庸置疑。

２、禹生于蜀是他成功治理岷江汉水的重要条件

　　一是熟悉地情。大禹生于巴蜀，其对巴蜀一带的自然、地理、气侯等也就相对地熟悉得多，这不能不说是他成功治理岷江汉水的有利条件之一。二是有群众基础。如前所述，禹的先祖昌意、颛顼、?均生活在巴蜀，且“世为侯伯”，无疑具有较强的家族势力，也是他成功治水的群众基础。三是有父辈的影响。其父鲧在奉命治水前应当已是有影响的治水能手，才有可能被推荐选拔到中原大地去治水，大禹受其教育影响应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大禹有上述有利条件，促成了他成功治理岷江、汉水。

３、大禹成功治理岷江汉水为其进入中原治水提供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岷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都是宽阔的内陆三角洲，两处地理条件惊人相似。在治水方式上，由于当年鲧禹在治理岷江时，采取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方法，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禹在治理黄河时（根据上述分析，尧舜时的特大洪灾与黄河改道有关），也采取了分流黄河水入济水以通淮泗的方法。后来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与黄河三角洲的水利工程也有惊人相似之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具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鲧、禹先治岷江，后治黄河的原故。②可以说正是大禹治理岷江汉水的成功为其治水黄河流域的水患积累了经验，才成就了其旷世伟业。

二、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大禹治水关系密切

１、大禹治水的路线与巴蜀文明的发展基本同步

　　（１）治水是人类从游牧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必然要求。从近些年来的考古资料看，巴蜀文明经历了一个从游牧到农耕、从盆周山地到丘陵再到成都平原的发展过程。2000年6月以来，对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的勘探发掘，使巴蜀文明史提前2000多年。营盘山遗存与四川盆地文化中心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相比较，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营盘山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以上，营盘山文化周围的岷江上游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宝墩村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4500至3800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距今3500—3200年。③

　　1989年4月，北川县境甘溪的农民在甘龙洞挖掘出许多“龙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鉴定，其中一个是距今一、二万年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牙齿化石和一个大熊猫下臼齿化石。④2005年8月起，四川省考古队在猿王洞景区烟云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古人类的用火痕迹，经测定，在距今2万年左右，这里就是古人类活动地。这是四川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在这里的用火痕迹。同年10月该考古队又在江油、北川交界的大水洞（吴家后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陶片600余件、石器10多件、石器坯子20多件，数件骨器和大量古动物遗骸。⑤据推断，这是距今5000年左右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

　　自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蜀人的活动和迁徙路线：茂县云盘山－江油大水洞－绵阳边堆山－新都宝墩村－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同时，它不仅为我们勾勒了巴蜀大地的先民从游牧到狩猎到农耕的发展历程，为大禹治水从岷江之源到成都平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也为我们描绘了巴蜀文明的发展进程。

　　（２）大禹治水促进了古蜀城市文明的发展。距今4500年至3800年的“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古蜀大地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大禹及其先祖在巴蜀地区生活的时期。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文明的灵魂，毫无疑问，岷江的治理在成都平原城市文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２、鲧、禹治水将巴蜀文明播向华夏大地

　　据冰川考察资料表明，唐虞时代，成都平原西面的横断山区因受高温气候影响，夏秋雨量集中，据长年统计，盆地西部５～１０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８５～９０％，素有“西蜀天漏”之称，一旦夏雨集中，水流不畅，便酿成洪灾。因此，鲧、禹首先对给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平原构成洪涝威胁的岷江进行治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汉水流域与巴蜀相连，曾是蜀汉政权统治区域，以此上推，唐尧时代应为古蜀国辖地。因此鲧、禹在治理岷江的同时治理汉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⑥

　　正是由于鲧、禹治水成效显著，远近闻名，鲧才在中原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时，被尧选中负责治理洪水。鲧奉命治水的主要区域当是河、洛、济、淮、泗等地。禹继父业到中原治水也当是鲧治水的区域，在治平河、洛、济、淮、泗一带洪水之后，便转战长江中下游（含三峡）。

　　在治水的过程中，鲧、禹将巴蜀先进文化带到足迹所到之处，促进了所到之处经济、 文化的发展，同时各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使治水相对集中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快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原因。

３、禹氏后裔为巴蜀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鲧、禹所处的巴蜀地区的水患得到先期治理，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加之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和巴蜀文化的发展，也才有了广汉三星堆那样灿烂的文化。蜀人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为蜀王。西周时蜀王杜宇建都今郫县。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春秋时代建开明王国，移治今成都。居川西平原，从事农业。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灭蜀，其地置蜀都。⑦据此，我们可以说蚕丛、鱼凫、杜宇、开明都是大禹部族的后代，他们承袭了大禹治水功绩的余荫，受到人民的拥戴，带领古蜀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就是其杰出代表。

三、巴蜀文明在民族融合中发展和繁荣

　　１、以大禹为首的古羌民族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的主基调

　　《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集解》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冉光荣先生在《夏禹历史作用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中说：“羌族和夏族在考古文化上几乎是同源的。”徐中舒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一文中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 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众多史料证明，大禹是羌族；以大禹为首的古羌民族在治理洪水的伟大斗争中吸纳了治水所到之地的不同民族，形成了以古羌民族为主体的华夏部落联盟，从而建立了夏王朝。以伟大治水工程为核心形成的大禹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既是古羌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主基调。

２、移居蜀地的古羌民族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的融合

　　如前说述，大禹治水将巴蜀文化带到了中原及长江流域等地，逐步形成了参与度、认同度更高的华夏文化，在夏王朝统治时期成为华夏大地的主体文化。商灭夏后，华夏部族中的一部分移居巴蜀，中原文化也随之带到了巴蜀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的融合。

３、治理长江流域的水患促进了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许多史料证明，大禹治水的足迹不仅达到整个黄河流域，也涉及整个长江流域。长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母亲河，也是横贯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水患的治理，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东西部文化的交流。李学勤先生说：“黄河流域可分为西部的上游，东部的中下游；长江流域也可分为上游和中游、下游。长江在南方一直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其上游有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有荆楚文化，下游有越文化，等等。在三星堆器物坑里，已经发现特点与湖南、湖北荆楚地区相似的青铜尊。巫山大宁河李家滩发现的大尊，是其间的中介。这里还出有与安徽阜阳润河所出类似的龙虎尊。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有刻划符号的长琮，则是由良渚文化分布地流传过来的。这一类现象表明，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还更密切些。”⑧

４、南方丝绸之路促进了巴蜀文化与西欧、非洲、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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