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资料片《莫斯科保卫战》中有这样一段情节:1941年10月,几乎是苏军卫国战争中最困难的阶段,朱可夫任西方面军司令员, 指挥部队抗击德国法西斯。
10月14日,德军在西方面军司令部驻地空投了伞兵,参谋向正在地图前办公的朱可夫报告。朱可夫指示“通知他们,给我拿一支冲锋
枪来。”接着补充“消灭掉伞兵以后,向我报告。”
枪送来了,朱可夫将其挪到伸手可及而又不妨碍工作处,继续伏案疾书。一阵激战,参谋报告:“敌人的伞兵已被全部消灭,抓到几名 俘虏,您要审讯吗?”朱可夫头也不抬“没时间。”
“要报告大本营吗?”听到这个问题,朱可夫停笔、抬头、深深看了对方一眼问“为什么?”简单的几句对白,几个动作,把一代名将朱可 夫的沉着冷静、身先士卒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伞兵是军中精锐,通常在重要时机、重要方向执行重要任务。敌人在司令部驻地空投伞兵,可能就有“斩首”企图。危急关头,朱可夫 临大事而不乱,镇定自若地继续办公,既是工作需要,又是对下属的激励鼓舞。作为一名方面军司令,这时
提出要冲锋枪,显然是准备必要时像士兵一样投入战斗。
提醒下属消灭敌人后向他报告,也是为了集中精力办公。歼敌后的处置更令人钦佩,参谋提出要不要报告大本营,可能不是为了邀 功,或许也想通过敌人的这次行动引起统帅部对本方向的重视,但在朱可夫看来,已经解决且无关大局的情况显
然不值得干扰上级。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懂得用兵奥妙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国家安危的主宰。古今中外打胜仗的将军数 不胜数,而真正称得上“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知兵之将”并不多。这样的指挥员身上,除了将
道,无不同时具备一种使人由衷敬仰、无悔追随的人格魅力。
决定战场胜负的诸多因素中,当然有不少需要仰仗指挥员的睿智与果断,需要指挥员高度敏感地创造和把握战机,然而其重中之重的 “人的因素”,特别是“人和”的优势,却不可能战事临头召之即来。这需要指挥员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地用
人格力量去营造,用自身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去赢得。
有人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与二者大相径庭的战场动员不无关系。共产党的干部冲锋在前,喊的是“同志们,跟我来。”
国民党的军官督战在后,叫的是“弟兄们,给我上。”很多底层士兵或许不解信仰为何物,他们直接仿效的,是向他们发号施令的指挥 员。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亲自拿着地图、指北针走在最前面,带领部队从听得到敌人哨兵咳嗽
的夹缝中穿出包围圈;
长征翻越大雪山,没有留下姓氏的军需处长千方百计保障部队,自己却仅剩单衣冻饿而死,留下一座不朽的丰碑。上自最高统帅,下 至无数基层指挥员的披肝沥胆、率先垂范,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弥补物质条件菲薄、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
事实上,这支雇佣军根本不经打,几天内便被彻底击溃:一半士兵阵亡,数百人被俘,余者带着冻伤被遣送后方。
其实,早在1941年12月16日,惊讶于德军溃逃的希特勒曾发布一道类似斯大林当年签署的死命令:“不许后退!”,“坚守阵地至最后一 名士兵战死”,并威胁称如果溃逃,将枪毙负领导责任的师长。
第4集团军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在《致命决策》一书中写道:“希特勒已经意识到,部队在雪地上的撤退将导致整个战线的崩溃,我们 的军队将重蹈拿破仑军队的覆辙。”结果不出希特勒所料:仅仅3年半之后,苏联红军便攻入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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