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1948年5月，粟裕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更加实际担负起野战军党、政、军的全面领导责任，是人民解放军将帅中除彭德怀、林彪、陈毅之外，第四个集方面军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将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作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对比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均为以多胜少，唯有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最后歼敌47.2万;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最后歼敌52.1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最后歼敌55.5万。

因此，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听说后，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不久，斯大林又对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美国参谋学院战斗研究所也认为，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规模最大、最具决定性的一战，“认定淮海战役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战役”。

淮海战场上，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不仅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且把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均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之一、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也给予了粟裕以及他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很高的评价。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在奉命准备向苏联尤金大使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时，在场的刘伯承边看地图边对陈毅说：“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全军统帅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1948年，粟裕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是正确的，这样就保证了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取得了彻底胜利。”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一书中，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评价粟裕时的情景：

“这时的毛泽东，夜间仍旧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开会研究对敌的方针和策略，白天有时则靠在办公室里的藤椅上，微闭着双目，让李银桥给他篦一篦头发。”

“每当这时，毛泽东总要同李银桥聊上几句话，以缓解他日夜紧张的思绪。”

“一次，毛泽东一边让李银桥篦着头发，一边缓缓地说：‘银桥呵，淮海战役结束了，你说说看，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啊?’”

“李银桥思考着说：‘我说华野粟裕的功劳最大……’”

“‘是么?’毛泽东平静地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与他们交谈时，又一次提到粟裕，称粟裕有杰出的战略预见才能，预测杜聿明逃窜方向是战史上精彩的一页。

难怪陈丕显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评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 编自《报刊荟萃》2009年第5期，作者：张雄文，原题：被淡化的名将——粟裕，本文系节选

粟裕大将为何要求死后将骨灰撒在中国八个省市

核心提示：回京后，他对夫人楚青口授遗嘱：“我在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和我共同参加战斗的同志中，牺牲的同志有数十万，可我还活着，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八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黄山，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三顶桂冠于一身，举世瞩目;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之首，素有“常胜将军”之誉，中外闻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70多年前，粟裕就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在1934年12月，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成了以粟裕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将士浴血奋战的战场。对粟裕而言，那是一场惨烈异常的战斗，先遣队损失之重为北上以来之最，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以至于在自己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葬在那里，永远陪伴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挥师北上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到1933年底，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纵横近1000里缩小到300余里。

面对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1934年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调回长期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的红七军团，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和参谋长粟裕率领，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而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希望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带着中央苏区赶印的160万份《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底，遵照中革军委电令，冲破敌封锁线，抵达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赣东北苏区。

当红七军团抵达赣东北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11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十军团，七军团编为十九师，十军编为二十师，组成更强有力的先遣队。由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兼二十师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十九师政委，刘英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闽浙赣苏区党政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方志敏由闽浙赣省委书记改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原七军团中央随军代表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军团整编后的主要任务是：十九师出击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二十师留在闽浙赣，保卫老苏区。来电还决定，闽浙赣省委、军区及新组成的红十军团统受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

4月28日，粟裕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北上途中，他再次经过黄山东麓谭家桥。放眼望去，群山逶迤，依旧一片苍翠。侧耳倾听，松涛阵阵，溪流淙淙，仿佛逝去的战友在欢送他和新战友踏上新的抗日征程。此时的粟裕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当沿途群众知道他带的队伍就是当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军时，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纷纷赶来送行，一些贫苦青年则踊跃报名参军。此情此景，让他备感欣慰，红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先遣队播下的革命种子已深深扎根于黄山劳苦大众心中。

弹指间，40年过去了。1978年5月，在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的陪同下，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已届古稀之年的粟裕第三次来到谭家桥。40年来，无论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献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岁月，粟裕对黄山东麓这片土地的深切眷恋之情都丝毫未改。

默默地坐在谭家桥白亭木竹检查站左侧山涧畔的一块巨石上，凝望着东南面被晚霞染红的石门岗，粟裕久久不愿离开。临别时，粟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死后，将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回京后，他对夫人楚青口授遗嘱：“我在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和我共同参加战斗的同志中，牺牲的同志有数十万，可我还活着，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八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于北京。楚青向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转达了粟裕的遗愿，中央领导高度评价粟裕的高尚情操，决定尊重他的意愿。4月28日，黄山东麓大雨滂沱。上午1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南京军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粟裕次子粟寒生的护送下，粟裕的部分骨灰被葬在距白亭木竹检查站约100米的后山坡上。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宣读悼词，只是挖了个小墓穴，放上骨灰盖上泥土，再栽上几棵黄山松、几株翠柏。自动赶来的黄山区干部群众在雨中肃立默哀，深切表达对将军的敬意。1986年春，黄山区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此修筑了花岗岩墓丘，并竖起了“粟裕将军骨灰墓”墓碑。

面对石门岗、麻川河，背靠黄山布水峰而安息的将军，终于和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永远朝夕相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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