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信奉基督教，1930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深受基督教之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卢沟桥事变前，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讲的最多的就是“忍耐”，“忍耐”成了妥协退让的代名词。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认为前耻已雪，不能再提雪耻了，要“以德报怨”，“不念旧恶”，要全国人民都像他一样，善恶不分，以虚伪的博爱精神去对待昔日的日本强盗。

　　蒋介石为什么会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呢？其实，很好理解。蒋介石虽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日本投降了，眼下要对付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不念旧恶”，对共产党可是要旧账重算。他认为，日本人带给的耻辱虽然已经“湔雪净尽”，但是如果不彻底消灭共产党，那“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他打算尽可能地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早在8月10日，蒋介石即对即将投降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训令：命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8月15日，蒋介石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所部日军：“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日，蒋介石再次命令冈村宁茨，要日军维持占领区秩序，并据守城市，抵抗共产党武装的进攻。冈村宁次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发表通告，拒绝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声称，如果对日军采取不法攻击态度，或要求解除武装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之轨外行动，不得已时决采自卫行动。冈村宁次还亲自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依照这个纲要，日军官兵纷纷向国民党军队缴械，而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日军在投降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维持占领区秩序，使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市“确保无恙”，密切配合了蒋介石抢占军事重地的行动。蒋介石对受降活动比较满意，1946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预定目的，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产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之至高至贵之德行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决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决不对敌人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投降而共产党遂无蛊惑之机矣！

　　日本投降后，关于遣返投降日军、审判战犯及战争赔偿等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遣返投降日军问题。战后，日本在中国有大量军人及侨民。除少数军官和技术人员被国民党征用外，截至1946年9月，自中国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共计271万多人。何应钦回忆说：为了日军复员，中华民国拨出了80％的船舶（30万吨）和70％至80％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受到了影响，确属事实。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返乡日军及侨民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冈村宁次回忆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当遣返之际，无论军人或侨民都准许除了被褥之外，各带行李30公斤，及侨民1000日元、军官500日元、士兵200日元的现款，“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1952年日台和约签订之后，芳泽谦吉出任日本驻台首任“大使”，临行前裕仁天皇对他说：“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恩报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在会见蒋总统时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曾探讨过对日占领问题。当时的记录记述：“罗斯福以为中国宜于占领日本时居于主要之地位。蒋以中国此时尚难有担当此项责任之准备，请美国领导执行，中国必要时辅助之。并谓此事可俟将来实际发展，再作决定。”但是，罗斯福只是表面上说说而已，并不真心要中国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抗战胜利前，中、美、英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确立了对日占领原则，《公告》规定：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日本投降前，美、苏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分歧较大，美国策划了独占日本的阴谋。

1945年8月30日起，美军陆续进驻日本，将日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完成对日占领后，美国在《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说：“在对日战争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如果参与占领，将予以欢迎。美国最初要求中国提供陆军10个师及空军派遣军，1946年3月又提出减少中国派遣军数量，只邀请中国派遣5万军队。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不愿意大量派遣军队到日本，在与美方协商后，蒋介石最后拟定派一个陆军师占领日本。后来，内战局势越来越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也无心向日本派驻占领军了。中国只派出了一个外交性质的代表团。

　　日本侵华期间，有很多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进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就成了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1946年5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理日本侵略战争，历时两年多时间，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为20年有期徒刑。中国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到1946年10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1100余人。截至1949年4月底，中国军事法庭共审理战犯案2200余件，判处死刑145人，判处无期、有期徒刑400余人，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等一批罪大恶极的战犯受到了严惩。

　　但是，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对一些战犯没有追究责任，冈村宁次就是被“无罪释放”的最大的战犯之一。冈村宁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中国人民无数，罪大恶极，是日本侵华的主要战犯之一。日本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却被蒋介石宣布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让他协助完成遣返日军、日侨的任务。1946年12月，东京国际法庭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出庭作证，蒋介石出于反共的需要，以冈村宁次身体健康有问题为借口予以拒绝。蒋介石一再庇护冈村宁次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拘捕冈村宁次，并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审判。

　　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多名中外记者和1000多名各界人士出席公审。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竭力狡辩，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中午休庭时间，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电话，要他暂停审理冈村一案，听候命令。

　　休庭5个月后，军事法庭对冈村再次公审。这次公审，规模很小，各界人士都没有参加，只有20多名记者参加了旁听。审判前，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署名蒋中正的加密电报，要他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石美瑜只能照办，当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的理由极其荒诞，判决书说：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无罪。一个侵华日军总司令竟被宣判无罪，不知蒋介石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难怪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不为过去的侵略战争道歉。

汤恩伯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一书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清楚地说明，蒋介石主要出于反共的需要才庇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遣返日军和日侨的过程中，为国民党征用和留用了一部分日本军事技术人员，的确有助于国民党打内战。

　　在处置日本天皇制问题上，蒋介石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日本侵华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都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或者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天皇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负有直接战争的责任。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内及舆论界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很高。1943年8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时，表示战后应废除天皇制。1943年10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重庆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废除天皇》的论文，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大公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波茨坦公告》应加入废除天皇制的内容。

　　可是，蒋介石却不主张强行废除天皇制。开罗会议时，当罗斯福就日本天皇制存废问题向蒋介石征求意见时，蒋介石说：“此次战争之祸首，为日本军阀。我以为除了军阀必须根除，不再让其预问日本政治以外，至其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次大战中，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之错误。”1944年元旦广播中，蒋介石再次提出：战后日本国体问题应由该国自己选择。波茨坦会议时，蒋介石曾致电美、英首脑，主张维持日本天皇制。结果，波茨坦会议没有把天皇制存废问题列入正式议题，也未写进《波茨坦公告》。由于蒋介石对天皇制的保留态度，加上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在亚洲战略的需要，日本天皇制终于得以保留。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半个中国，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军队伤亡达380万余人，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因此，战后中国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

　　早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时期，蒋介石就私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议：“日本战后给予中国的赔偿中，一部分可用实际财产的方式付给，日本大部分的工业机器及设备、战舰及商船，铁路机车及车辆等，都可移交中国。”罗斯福表示同意这一建议。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涉及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条款规定：“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就下令成立专门机构，并着手进行调查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情况及公私财产的损失情况，以便对日索赔。

　　日本投降后，同盟国虽然成立了一个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赔偿委员会，但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情况下，美国对日索赔态度非常重要。美国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制定了运走日本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严厉方案，美国的最初设想是准备把日本“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依据美国制定的赔偿方案，国民政府提出对日索赔的若干重要原则：中国对日索赔应有优先权，日本赔偿以实物为主，中国应取得日本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等等。

　　当时，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在远东的战略基地，所以支持中国的赔偿要求。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一个《日本赔偿先期支付案》，规定先行拆迁一部分日本国内兵工厂设备，交付中国、菲律宾等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作为赔偿物资的一部分，价值约占总赔偿的30％，其中，中国可得15％。另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但是，苏联单方面宣布东北的日伪财产为其出兵东北的“战利品”，不应充作赔偿。苏联把东北各地的重工业设施的重要部分，火速加以包装并向本国拆运，运走的工业设备价值8.58亿美元。

　　战后东亚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美国原指望蒋介石能够在国内战争中取胜，成为它以后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战略基地。但是，没想到蒋介石在内战中一败再败。冷战全面开始后，美国根据远东局势的发展，改变了原定战略计划，把扶植的对象由蒋介石国民党改为日本，由原来的削弱日本变成了重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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