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在法庭接受审判。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愁云惨雾散开去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江青态度比较差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一开始江青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事,还是康生、叶群告诉她的。有一天,叶群带着她的“战利品”到钓鱼台十号楼摆在大客厅的大条案上,让江青欣赏。江青看后动了心。那天以后,连续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湾林彪的住所参观,发现他们猎取的文物作为证据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钓鱼台以后,叫毛远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远新向文物管理处要收条。毛远新说,不能要收条,要了收条就留下证据了。江青说,还是远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来。江青还想把留下的部分卖掉,一是想得到一笔巨款,二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9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O五医院赶走,说:“三O五医院那个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认为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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