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无法估价的，譬如佛祖释迦摩尼仅存的唯一指骨舍利，美国拉什莫尔山东北峰的四总统雕像。这些有形的东西尚且难估，那么无形的皇位就更难估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皇位是天下最抢手同时也是最昂

贵的商品。譬如秦始皇为它付出了上百万人的性命，武则天为它耗费了3个子女和53年的人生，后唐末帝李从珂为它背上了50万缗(折合今天7000多万人民币)的白条……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今天全球的生产总值加起来也难以抵偿人类为争夺皇位而付

出的代价。然而，南明有一位脑子严重进水的宰相却偏偏要把皇位明码标价，以15万两的超级促销价向别人兜售，堪称一大历史奇观。这位宰相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老公钱谦益。

初涉宦海，生不逢时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东涧老人等，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如果将他的官场经历好有一比的话，那就是坐电 梯—经常上上下下，而且是垂直运行，用三起三落都不足以形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种遭遇完全归功于

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就外因而言，他生活的年代太背。出生时撞上了明朝的懒鬼皇帝万历，壮年时碰到了天启、崇祯两个在内忧外患中煎熬的天子，晚年该享清福了，却赶上了改朝换代，他又偏偏长寿，在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手下郁闷了20年。就内因而

言，他是极有天赋的文人，从生下来就带有满身的书生气，骨子里透着读书人的迂腐。然而他本人却秉持封侯拜相的远大理想，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位极人臣、光宗耀祖。通常文人有耐心搞学问，没耐心等明君，遇到投机的机会，就投身于党争政

争，什么道德、骨气等等都抛之脑后了。有理想，没道德;有雄心，没手段—这就是钱谦益的为人。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反作用于内因，不地道的内因加上不人道的外因，共同导致了钱谦益不平坦的官道。

其实在人生的最初岁月里，钱谦益还是一路顺畅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的熏染、自身的勤奋使他年纪轻轻就满腹经纶。在研究诗词的同时，他还研读兵书，常和人谈兵说剑。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京赶考，最终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踌躇满志的钱谦益进入翰林院后，心里憧憬着自己的大好前程，然而事实却远非他设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时候的明朝中央已经分化为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诸党两大派系，双方趁着万历皇帝不管事的时机，不分对象地拉帮结伙，连

太监、免职官员、江湖混混、地方土财主都参与其中，那叫一个热闹。东林党由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江南士大夫组成，开始只是聚集在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进行政治性讲学活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久而

久之，东林书院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三吴士绅”、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云集门下，形成了影响晚明政局40多年的东林党。东林党与宣昆齐楚浙诸党为了找个掐架的由头，就挑中了万历皇帝接班人这一敏感问题，双方吵吵

闹闹，口水几乎灌满了紫禁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钱谦益老家离顾宪成老家无锡不远，没当官时受到东林舆论的耳濡目染，早就树立了加入东林党的志向。如今已然官场中人，入“党”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东林党虽然人气高、人品高、能力高，但是手段不高，遇事只会摆事实、讲道理，靠嗓门争高下。宣昆齐楚浙诸党原本也和他们一个档次，但架不住人多，而且跟万历穿一条裤子。在万历和宦官集团的支持下，经过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

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李朴上言等几次交锋，东林党元气大伤。身为东林党成员的钱谦益自然也受到牵连，就在他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父亲病死，他回乡丁忧。按照以往的惯例，丁忧期三年，期满即可复职。然而，宣昆齐楚浙诸党成员存心

找麻烦，钱谦益在家苦等了十年，才结束丁忧，返回阔别已久的北京。这一年是万历四十八年，即万历皇帝驾崩的那一年，钱谦益离开时还想着见万历一面，没想到回来时他已经成了先帝。新即位的泰昌皇帝很喜欢东林党，对钱谦益也十分欣赏，

不料一个月不到，这位爷也成了先帝。好在继任的天启皇帝开始对东林党还算客气，第二年(1621年)，钱谦益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考官，远赴江南负责监考。他原本想着兢兢业业办事，为国家选拔一批人才，在监考中严格把关。事后，他高高兴兴

回京准备交差，然而东林党的死对头们却无中生有，捏造出所谓的“浙围舞弊案”，攻击他监考不严。一时口水如雨，钱谦益满肚子的学问却不能当雨衣穿，最后虽然查证他是被冤枉的，但还是被扣了三个月工资，心里那个窝囊呀。一气之下，他

说自己有病，辞官回家去了。

三年后，东林党终于暂时压制住宣昆齐楚浙诸党，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相继受到重用，就连宰相叶向高也成了他们的政治盟友。党组织没有忘记钱谦益，一道诏令，让他回京担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受命参与编写《神宗实录》。詹事

业。为此，他苦苦等了30多年，最后一刻，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所以抛弃了做人的底线，投靠奸党。但钱谦益骨子里是个文人，血液中时刻流淌着文人的名节和清高。当他做过宰相，满足了虚荣心之后，他的良心开始极度空虚。同乡的

指责、世人的鄙夷，他无法做到充耳不闻。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杀头的风险，依然奋力抗争，不仅多少安慰了自己的良心，也赢得了吕留良、黄宗羲等人的原谅，赢得了历史的原谅。

公元1664年，钱谦益病死家乡，身后留下《初学集》、《有学集》等多部著作，被黄宗羲、顾炎武等尊为“文章宗主”。说到底，他最在行的还是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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