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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本文摘自：《民国总理段祺瑞》，作者：关河五十州，出版：现代出版社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加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至1929年，日本终于爆发“昭和恐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经济极度困顿，且长时间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在有些地方，饿死人已习以为常，买卖儿女居然成了朝阳产业，其状况与一战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57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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