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日军发动侵缅战争。中国10万远征军入缅抗战。但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中国最后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彻底切断。虽然美国政府开通了著名的驼峰航线,从印度向中国空运抗战物资,但驼峰航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飞行线路,空运成本极其高昂。
据不完全统计,“驼峰”航线总计损失飞机609架,损失机组人员近2000人。且空运运力毕竟有限,无以满足抗战需求。
为打破日军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亲自制定的代号为“人猿泰山”的计划应运而生。它包括两个内容:1.X军即中国驻印军从西向东横扫缅甸北部;Y军即以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为主力的中国远征军从东向西横扫怒江西岸。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展开,最终收复全缅。2.随着X军向东推进,会有一个庞大的筑路兵团,将一条柏油路从印度的利多一直修到缅甸的密支那,接通联系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同时将铺设一条大口径输油管道,从印度加尔各答直达中国昆明。
1943年10月24日,缅北战役打响。在印度蓝姆迦卧薪尝胆一年多,接受全盘美式训练并且拥有全套美式装备的中国驻印军如猛虎出山,锐不可挡,滇缅公路西段随之快速向东延伸。次年4月中旬,中国驻印军已合围密支那。这种情况下,怒江战役不容再缓。
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强渡怒江,连克高黎贡山、腾冲、松山、龙陵和芒市。1945年3月中国军队再克腊戍,续向康沙追击。残余日军向景东方向溃退。至此,战役结束。
第二次滇缅之战历时一年半,中国军队以阵亡31443人、负伤35948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000余人,打通了国际交通线。日军承认,在亚洲战场,有三次他们所谓的“玉碎战”?毡臼鼐被全部消灭?即腾冲战役、松山战役、缅北密支那战役。密支那被中国驻印军攻克,其余两次均为远征军将士在怒江战役中所取得的大捷。
国殇墓园
国殇墓园,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城郊,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8000阵亡将士的灵魂栖息地,始建于1945年6月。
云南二战史专家戈叔亚是历史学科班出身,而且上大学前就在腾冲当兵,但他告诉记者,他年轻时从未听说过国殇墓园。直到1984年深秋的一天,已经下海的戈叔亚路过腾冲城郊,才偶然闯了进去。此时的墓园已是杂草丛生,一派凄凉。但从一块块倒伏的残碑上,戈叔亚仍隐约读出了一缕远去的硝烟。他 从来不知半个世纪前还有这么英勇悲壮的一页。那天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什么叫震撼。
戈叔亚的人生路向从此拐了个弯。他放下了自己的正经生意,天天追寻着墓碑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远征军老兵走进他的视野,一段又一段被湮没的历史碎片在他手中复原。
也是从198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修复国殇墓园。从厕所中,从路基中,一块又一块远征军墓碑被找出来。但墓碑下的骨灰,据说文革毁墓时大多被挖走肥田,再无觅处。
到1987年,5000多块远征军墓碑已找到或重修总计3000多块。另在主墓右侧重修远征军阵亡将校墓,基本回复墓园原初的模样。但将士墓孤零零兀立主墓右侧,颇不协调,便于主墓左侧重修一座“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原来那块碑扔到不知哪去了。”当年主持其事的国殇墓园管理所老所长毕世铣告诉记者,“重修的第二块碑,跟我见到的第一块差别很大。”
第一块碑不叫盟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而是叫“美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民国元老李根源亲自题词。重修时不提美军,含糊其词称作盟军,“主要是怕人家批评我们给美帝国主义评功摆好。”
不仅碑名不同,内容也大异其趣。老人说,他亲眼见到的第一块碑,清清楚楚写着14名美军阵亡将士的名字,但重修时只剩下夏伯尔一个人的名字,写的是“夏伯尔等”。这倒不是刻意所为,而是因为历史记载中已找不到相关线索,只好付诸阙如。
重修唤醒了民间记忆,亲历了那场惨烈搏杀的怒江老人,对远征军以及参战的美国军人记忆犹新。
一位姓邹的远征军老兵告诉戈叔亚,1942年入缅作战时,他的部队就有美国陆军的教官,名字就叫夏伯尔。远征军撤退途中的原始森林里,总伴随着“呜……呜”的猴叫声,好像是在嘲笑失败的远征军,他和战友们感觉特别懊恼。但跟他们一同撤退的夏伯尔不这样看。夏伯尔解释说,猴子发出的声音,就和英语里面的“WHO(谁)”一模一样。“所以它们不是在嘲笑我们,而是友好地和我们打招呼!”这个解释给邹老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再度相逢,夏伯尔说要去攻打腾冲,两人随即挥别。
等邹老终于获知夏伯尔下落,已是1980年代中期。一天,他应邀去国殇墓园参观,得意地向大家谈到他的美国战友夏伯尔。话音刚落,就有同伴在前面惊叫起来:“你的夏伯尔在这里!”他跑过去,眼前是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回到家,他马上叫来经常采访他的戈叔亚。他一边激动地来回踱步,一边大骂夏伯尔所在的中国部队。“混账!混账!不是规定美军顾问不上前线吗?怎么让人家也上前线送命?”
夏伯尔阵亡于高黎贡山的灰坡。灰坡是一段极为陡峭的山岩,路上全是浮土,而且寸草不生,无所攀援,徒手爬行已经非常吃力,远征军将士和夏伯尔就是在这样艰险的道路上冲锋厮杀。2006年春,摄像师牛子赴美采访,一位当年是卫生兵的美国老兵告诉他:“中国兵打仗很勇敢,他们全部是前胸中弹,他们全是好样的。”
高黎贡山是怒江战役中日军的第一道防线。日军将兵力收缩到高黎贡山,利用险峻的山势,利用精心构筑的工事,以逸待劳。这次战斗是二战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战斗,山上每天云遮雾罩,厮杀声枪炮声始终回响在云层之上。当地老百姓说,那是天兵天将在干仗。听起来颇具诗情画意,实际上战况惨烈之极。当年据守高黎贡山的日本老兵回忆,那时他们的炮筒根本无须瞄准,每一发炮弹落下,都会溅起一堆血肉。光秃秃的山坡上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远征军官兵根本就来不及隐蔽,也无从隐蔽。远征军完全是用血肉来消耗日军的弹药。
高黎贡山古道本来是一条千年商旅之路。但从此人迹罕至。直到现在,当地老百姓都绝少涉足。“死人太多,阴气太重。”一位老人回忆,“旺子(滇西方言:意即血豆腐)从山上往下流,像河一样的一直流到山脚。吓死人啦。”
血洒怒江
怒江战役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本土经历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密切协作的一场名副其实的立体战争。
1944年5月11日,20万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八年抗战历史上,中国军队在本土发动的第一次战略反攻至此揭幕。
怒江战役不仅是中国军队于本土发动的第一次战略反攻,也是现代化程度极高的一场战争。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空权丧失,以致远征军官兵听到来自远处的飞机轰鸣就感到恐惧。但怒江战役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美方提供了强大的空中支援,怒江战役因此成了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密切协作的一场名副其实的立体战争。
怒江战役同时还是一场人民战争。腾冲壮丁几乎全部上了前线,充当远征军的向导和运输队,留在家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则是战场啦啦队的主要成员。远征军打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为远征军呐喊助威。在腾冲攻城战中,离火线仅仅两公里多一点的山腰平地上,老百姓天天聚集观战,以至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临时集市。
当年空战景况,亲历其境的腾冲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毕世铣告诉记者,一次美国运输机到腾冲空投,遭两架日军战机尾追。正在紧要关头,从保山方向风驰电掣般地飞来一队美军战机,一架日机被击中,眼看就要坠地,突然拉转机头直奔已被我军攻占的来凤山,撞山坠毁。另一架带伤迫降,起落架被水渠卡住。日军飞行员在机舱中拿出怀表和戒指,示意村民帮忙把战机推出来,大概想重新起飞逃走,但村民不为所动,反而领来远征军将战机重重包围,日军飞行员只好束手就擒。当时日军战机多为零式飞机,相比于美军F6F“泼妇”战斗机已大大落伍,根本不是对手。每当空战爆发,地面交战双方不约而同地停火,都仰着头全神贯注地观看空中交锋。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日机败北。
美方提供的不只是空中支援。最新式的155毫米榴弹炮、最新式的火箭炮,都配给了远征军;最新式的迫击炮更是装备到了连。密切的步炮协作因此构成怒江战役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最新式的冲锋枪、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也是在中国战场上第一次使用。火焰喷射器尤为神勇,躲在死角的明堡和躲在地下的暗堡,但凡枪炮无能为力,火焰喷射器便要大显神威,成了远征军官兵的最爱。
一支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军队,使用高度现代化的兵器从事一场高度现代化的战争,难度显而易见。为此,美国陆军派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最高峰时多达4000余人,由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准将领衔,进驻中国远征军军、师、旅、团、营各级,个别的甚至配备到连,负责陆空联系、步炮联系、战场救护及指导中国官兵使用火焰喷射器等新式兵器,并参与制定作战计划。
夏伯尔是怒江战役中阵亡的第一个美国陆军顾问。军阶为二级中尉。他是在5月14日,即远征军强渡怒江的仅仅第三天阵亡的,时年不过22周岁。
按规定作为教官的夏伯尔可以不上前线,但高黎贡山一役,目睹中国官兵尸横遍野仍前赴后继,年轻的夏伯尔热血沸腾,军人的尊严感和美国人骨子里的英雄主义令他无法坐视,于是扛起枪,跟远征军198师592团一个叫向梅生的连长并肩冲锋。
跨国寻找
芭芭拉告诉江女士,自她父亲阵亡后,她母亲再也没有改嫁,独自把她们两姊妹抚养成人。她并且说,她母亲一再声称,曾于1960年代初到过云南,去探望麦姆瑞在中国的墓地。
1991年腾冲两会期间,几位政协委员联名上书,要求政府查找包括夏伯尔在内的14位盟军阵亡将士的姓名。其中一位政协委员就是时为国殇墓园负责人的毕世铣。
1996年毕世铣退休,盟军阵亡将士无名碑仍然没有着落,这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他发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办成。但他不知从何下手,只能像祥林嫂似的,逮着机会就给人讲。
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丽莎带着她父亲、老飞虎队员威廉生前的遗愿,到腾冲寻找当年营救过她父亲的恩人,事毕返美时,腾冲外事办官员岳黎涛请她帮忙寻找14位盟军将士的详细名单。丽莎一口应允。但多方努力仍无结果,因为丽莎的人脉只限于空军老兵,而阵亡将士以陆军为主,丽莎不得其门而入。
山重水复疑无路。恰在这时,新的转机出现了。
2002年10月,为配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以驼峰飞行为主题,反映中美军民在二战中密切合作的大型展览《历史的记忆》在华盛顿拉开帷幕。戈叔亚为此专程赴美。
事先获知这一消息的毕世铣大喜过望,托人转告戈叔亚:此次赴美,是查找十四人的最好机会,切勿错过。戈叔亚牢记在心。在华盛顿,戈叔亚见到了老朋友丽莎,丽莎对自己劳而无功深致歉意,请戈叔亚另想办法。刚巧,美籍华人江女士也在场,来自昆明的江女士与当年来华助战的美国老兵尤其是陆军老兵一直关系密切,成为替代丽莎的最佳人选。
接下来就势如破竹了。江女士很快就跟史迪威的孙子伊斯特布鲁克取得了联系。据戈叔亚回忆:“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史迪威家人约翰·伊斯特布鲁克的一封电子邮件,这是一份美国驻中国远征军顾问团团长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将军在给上级报告中提到的伤亡名单,一共有阵亡人员16名和负伤人员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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