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距今已整整　70年了。“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在这一过程中，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的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7天7夜没合眼，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以便更有效地斗争。9日深夜，当得知项英自行离开部队后，立即将消息电告中央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即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　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　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

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他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

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陈嘉庚等海外侨胞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毛泽东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正确的方针来源于刘少奇的建议。

新四军从损失9000到扩编9万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新四军军部开始重新组建起来了。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　3万余人发展到50万余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刘少奇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　“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损失9000，整编9万。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奥秘 : 少奇同志要坐到前面去，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他每次都是为了充分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观察一下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匆匆来往的车辆人流。有时，他会问我们“这栋楼房是哪个单位的?”“这幢建筑物是干什么的?”等等。因为坐在后面有窗帘遮挡，视野又不宽阔，观察外面的世界很不方便，所以，他就突然袭击，和我们换座位。

从此，不论在北京还是外地，每次出行，我们工作人员都要事先对经过的街道、建筑、大单位进行了解，以便随时向他介绍或答复他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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