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所知的估计多为男性,残暴是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如果说到侵华日军中的女人,很多人会想到那一定是随军慰安妇,但是除了慰安妇之外,当年日本在华夏大地上还有一大批战犯帮凶,她们美丽的外表下面深藏着更为可惜的危险……
战争期间成立的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而得以发展壮大,妇女们开展了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后方奉献”活动。
普通妇女在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卷入战时体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
1943年7月日本妇女在靖国神社接受军事训练
二战期间,日军部队中女兵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从军护士与女子通信队员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倡导女性做合格的贤妻良母,因此,正式从军的日本女性很少。侵华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下,志愿加入从军护士的女性剧增。至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日军的连续惨败,患者猛增,通常1 个护士要负责照料700甚至1000名患者。照料患者成了重体力劳动,很多护士死去,有的被俘虏,被俘人中也出现以自杀来保卫自己“名节”的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红十字会的从军护士共计3.5万人,其中护士长(下士官待遇)2000人,战争中1120人死亡。而陆军护士1937年有3500人(二等兵待遇),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达2.05万人,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在6000人以上。
1942年12月1日,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开始招募女子通信队员,队员为17至25岁的单身者。首批队员约180人,经过训练,于1943年3月开始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在情报室接听防空监视所的电话,将敌机来袭的情报输入情报台,传达到隔壁作战室的“地图板”上。日本投降时,共有370人左右的女子通信队员。
死亡过半的“姬百合部队”
冲绳战役前夕,1945年3月22日,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和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的222名女学生,以及18名女教师被冲绳日军征用,组成了“姬百合部队”。她们在南风原的冲绳陆军医院作为护士从军,负责看护伤病士兵、,处理尸体、搬运医疗药品和器械、运送食品和水等物资。5月下旬,日军向冲绳岛南部山区撤退,陆军医院也撤退到了南部的伊原、山城附近,并分散到山洞中。到当年6月18日,日军突然宣布解散 “姬百合部队”,强迫女学生们走出山洞,“自谋生路”。但这些女孩子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洞外猛烈的炮火,解散后头两天就有100多人死亡,相当一部分是自杀的。最后,成立之初的240 人的 “姬百合部队”,有136人死亡。
沦为慰安妇的“笃志女子部队”
1944年底,随着美军的节节进逼,日本开始准备本土决战。按设想,本土决战将动员国民义勇战斗队约2800万人,其中包括主要由年轻女性组成的 “笃志女子部队”。“笃志女于部队”组建后,成员开始秘密从事军事训练。根据国际法,不穿军服的士兵都可被看作游击队,如果被捕时还带着武器,那么肯定会被当做游击队员处死。为此,日军给她们配发了军服。配发的武器却相当低劣,包括单发土枪、火药枪、弓箭、竹枪、长柄草叉、铁锹和镰刀。一个女孩子甚至领到一把锥子。日本漫画家龙造寺丹羽认为:“战争期间,百姓阶层的女儿们,作为‘特别志愿女子学生兵’被临时召集,一些人还白白地送命,成了特权阶级的牺牲品。”
二战期间的日本女人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结束。但是,对“笃志女子部队”的成员来说,悲剧还没有结束,战后,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占领军慰安女子挺身队”成员。日本内务省之所以组织 “占领军慰安女子挺身队”,是“为了防止皇族、华族的子女以及特权阶级的子女被占领军士兵强奸和施以暴行,作为其替身,这就是‘占领军慰安女子挺身队’的责任”。这不禁令龙造寺丹羽再度悲叹,用老式武器组织起来的“笃志女子部队”,在停止抵抗后,却又成为美军的慰安妇,天理何在?
抗战中日本7万妓女侵略中国内幕:假如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像追捕逃犯一样将其抓回,交给主人。逃跑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合同期满后,大部分妓女将被送回日本。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
上个世纪末,一位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阿马利多·维斯帕的意大利间谍在30年代写下的自述。自述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东北期间为日军做事,后来帮助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曲折经历,自述揭露了日军统治东北时令人发指的暴行,,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日本派7万妓女到东北为国家赚取军费的故事。
遭关东军威逼当了日本间谍阿马利多·维斯帕是意大利阿格拉人,生于1888年。24岁时,他作为一名记者周游世界,足迹遍及南美、澳洲和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受雇于协约国,来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开始了间谍生涯。一战结束后,他进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国籍。
1932年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人突然闯进维斯帕的家,声称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要见他,将其强行带走。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与维斯帕相识,对维斯帕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觉得能让维斯帕这样一个老牌间谍为日本工作,对控制东北大有好处。于是,他用威逼、恐吓的手段迫使维斯帕就范。
一见面土肥原就说:“维斯帕先生,我不是邀请你,而是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必须替日本工作,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控制。我的习惯是枪毙那些显然对日本抱有恶意的人。”“九一八”事变后,维斯帕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但在土肥原的威胁下,他别无选择。
随后,他被带到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说:“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人支付日军占领满洲而花费的高额费用。为此,日本当局已经向一些可靠的商人发放了垄断经营权,包括在中东铁路走私货物、经营鸦片烟馆、输入日本妓女、开设赌局等。这些商人会向日本政府交纳巨额款项。因此,我们谍报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还要用间接的手段,强迫中国人、俄国人,特别是犹太人,交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而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干的。你的任务就是利用西方人的身份,秘密从事这一工作。”维斯帕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日军的要求。从这时起,维斯帕成了一名日本间谍。在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和目击了日本人干的许多罪恶勾当。后来,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维斯帕在自述中,记录了日本官方经营的卖淫业的盛景。
开设妓院是日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专门指使一些商人成立公司,从日本国内输入妓女。这些公司把许多日本妇女送往中国东北,供给妓院、茶室、酒吧、舞厅和饭店。为了扩大规模,日本许多大公司和银行也都在这个行业里大量投资。
在哈尔滨,输入日本妓女的公司开设在托尔戈伐亚大街。门口由日本宪兵把守,不论国籍或人种,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包租女子。那些开设大妓院的日本老板进入时,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往往被领到一个豪华、漂亮的欧式房间里,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一名女子照片旁边都有一段文字,标明这些女子是否是处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艺等等。
如果人选能够确定,双方要签订一个合同。合同规定了包用的价格和时间。大多数合同规定的包用时间是5年,老板要预付25%的包银。大约半个月或20天后,老板就会接到银行的通知:“货物”到了,请支付“货”款的其余75%。于是,老板就会到银行交清“货”款,取得收据,把收据交到公司,然后在公司职员带领下,到一个汇集女子的旅馆当面提“货”。
1946年,在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诈在文件中显露了出来,文件称:“不承认卖淫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这看起来像是取缔了卖淫活动,其实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中,对“公娼”的解释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释则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按照这个解释理解的话,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经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而“曾经不被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业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这一次发表了“卖淫防止法”,这个法律针对的只是卖家,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意思很明显,想要继续卖淫就必须改变形式。
日本的色情业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经济输出、军事侵略作出的“杰出”的、惨烈的奉献更是不可忽视。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色情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日本人民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
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把日本称为“无罪性娱乐天堂”,妓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样,对一个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小说中,称妓女在日本文化环境中对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在日本,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都对色情文化十分宽容,而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等等问题,正是因此才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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