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司马迁在总结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方法上，采用了撰写《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的特殊形式。从《史记》五体构成的角度讲，采用这种特殊形式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本纪”这一形式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张守节曰：“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这里所讲的本，也就是根。从根本上记载历史，且统理众事、系之年月，有助于所述时代与史事的统一。二是“本纪”具有公认的权威性。裴松之云：“天子称本纪。”也就是说，本纪是用来专门记载天子所言所事的体裁。而天子是执掌朝国之政的特殊社会成员，纪天子之言事，就是纪朝国之大端，故而能够体现出公认的权威性。三是“本纪”具有明显的纲法意义。刘知几云：“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这就说明，虽然“本纪”之前往往冠以国朝君主之名，而实际上是“网罗万事”的国政专篇。了解了这些原委，即可明了：司马迁首推黄帝而作《五帝本纪》，续撰夏、殷、周三“本纪”，其目的就是利用“先秦四本纪”这一特殊撰述方法来总结先秦政治文明的成就。
其次，司马迁在总结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主要内容时，也独具匠心、拣择合度。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五帝时代的政治文明成就主要是黄帝有效治理国土和“德”、“国”二者的统一。第一，充分肯定了黄帝的治理国土有方。在总结黄帝的政绩时，突出记载了“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就说明，黄帝之时最大的政治文明成就是在治土方面。这种治土，既包括黄帝的开疆封土、合和万国，也强调黄帝顺应天地和治理万民。黄帝在治理国土的前提下，“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方才获得“土德”之瑞。第二，阐释了五帝时代“德”与“国”的统一。该本纪所记载的五帝时代的政治演变状况，实际上也就是那个时代政治文明的写照。司马迁在综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事件和历史事件之后总结出：“自黄帝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从表面上看，这一记载所反映的是五帝时代的帝王世系，实际上，司马迁是在揭示以“德”和“国”为特征的政治演变顺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均为有德之君，故而能够在远古历史的创造和嬗变中得民得天下。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总结的夏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为夏禹的成功治水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夏代先民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曾经经历了从失败走向成功的重要历史阶段。“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环山襄陵，下民其忧”。由此可见，肇发于帝舜时期的滔天洪水，严重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夏代先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克服自然环境所致的不利条件、解决正常生存的问题。在当时，治政与治水成了同义词，并且将能否成功地治理洪水作为衡量政绩大小的唯一标准。当舜用鲧治水期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就是说，帝舜将其全部希望寄托在禹的身上，并亲自命禹：“汝平水土，维是勉之。”大禹未负舜之厚望，在吸取父鲧治水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变水害为水利，由此产生了两大积极政治效应：一是促进了原初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农耕技术的进步，二是顺势对当时的大小河川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治理，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在《殷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商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为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司马迁认为，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关键在于国君是否贤良。文载商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说明有商一代的大事除了祭祀，就是作战，从事这样两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是维护商代阶级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太史公在该本纪中重点总结了商汤和纣王的政绩。其对商汤的记载为：“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很明显，这里的伐葛伯，原因是葛伯“不祀”。因此，伐葛之本质在于树立汤自己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商汤以发动战争和颁布誓训之辞为手段来确立君国之道：“格女庶众，来，女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惟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女，无有攸赦。”此即《汤誓》的部分文辞，其顺昌逆亡之意十分明确。征伐异国他邦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颁布誓训之辞强化君国之道同样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建立中央集权的最初尝试，也是商汤在君国和集权方面的重要政治发明。司马迁站在“思来者”的高度总结了纣王治国败绩的教训：“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除此之外，纣对不同政见者施以炮烙重刑。司马迁将商代国君的恶善故实和君国之道进行如此详细的总结，不外是想让后世国君从中吸取教训，居善治政，勤政为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
在《周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周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是大事分封和文、刑并重。《周本纪》对分封之事作了明确记载：“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第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武王的这一封邦建国措施，对西周前期的政治稳定的维护和先秦时代文化多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同时也为日后异姓诸侯的崛起乃至西周自身的灭亡提供了条件。西周时期的文、刑并重，也是太史公总结的重点。司马迁在论述成王文治的作用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毫无疑问，大事分封和文、刑二治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了西周前期和中期的社会发展，但到了后期，出现了“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的局面，最终导致了西周的衰颓。春秋、战国时代是个由争夺霸权发展到争夺天下的过渡期。平王东迁之后，“五霸更盛衰”，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及诸子百家的兴起，乃是对西周后期文、刑加礼禁的反动。司马迁笔下的东周，是旧的政治文明衰落和新的政治文明产生的特殊时期，正是在这种新旧政治文明交替的作用下，导致了秦代政治文明的诞生。
再次，司马迁对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总结具有开创意义。司马迁撰写的《五帝本纪》，使中华民族有了评说自己远古社会政治文明成就的文献基础和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他所撰述的夏、殷、周三“本纪”，抓住了先秦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主线，突出先秦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重点，并且强调了先秦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连续性。正因为司马迁采用了这种特殊的总结方法，才使得《史记》前四“本纪”充分体现了“纪以包举大端”的撰写法度，并使先秦四“本纪”从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体现了百川归海的会通之义，从而为其系统总结先秦政治文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所体现的主要成就。就此而言，司马迁对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总结，可谓功德无量。他通过撰写先秦四“本纪”告诉人们，无论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应该注重自己政治文明的建设；否则，就有丧国失祚的潜在危险。在司马迁所总结的先秦政治文明成就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撰述的先秦四“本纪”直到现在仍有很强的资治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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