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到1938年春，党先后四次派人上山联系游击队改编事宜，均被杨文翰、裴月山拒绝;写信劝他们下山，裴月山拒之不理，将信撕毁。前三次共五人上山，均被当做叛徒杀害。第四次上山的是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

关英，1931年被中央派往赣东北工作，1934年10月接任赣东北区省委书记，是杨、裴二人的直接领导。1937年2月，部队在开往浙江与粟裕部会合途中被敌人打散。关英以上海客商的名义用省委活动经费在玉山开了一间榨油坊，等候中央消息。

七七事变后，关英闻听红军南方游击队陆续改编成新四军，于是变卖油坊，到南昌寻找组织。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听完关英汇报后，交给关英一项新的任务：劝说杨文翰、裴月山下山改编。部队改编完成后再回分局报到，另行分配工作。

关英是杨文翰、裴月山的直接领导，由关英执行劝杨、裴下山的任务照理说是再合适不过。但关英性格刚烈，脾气较大;杨文翰性格固执，不轻信于人。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酿成了关英的悲剧，也直接造成了杨文翰与这支红军游击队的悲剧。

关英于1938年5月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由2名警卫员及1名地下交通员陪同前往弋阳磨盘山，关英此时是公务身份，路过横峰县与葛源时受到国民党县、区当局的热情款待，并派人护送。在葛源时，关英还在村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不知关英有没有意识到，杨文翰的内线在注意着他。每往磨盘山靠近一步，他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杨文翰闻听关英到后派人与关英接头，关英要求派代表面谈，杨文翰始终对关英是怀疑态度，要求关英上山传达上级指示。关英于是带随从、警卫上山，不料在山下却被杨部哨兵缴械，只允许带2名警卫员。关英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为了大局，只好与原赣东北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方旋声及2名警卫上山，在山上受到杨文翰的接待并设宴接风。

饭后，关英向杨传达了中央指示，并建议：“可先把部队驻扎在枫林坞和槎源坞二处，你随我到南昌去报到”，“饶守坤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德兴梅溪畈，你的部队可与饶守坤的部队会师……”杨文翰早已得知关英曾在玉山用党的经费开油坊，且闻说关英在横峰被当局款待，怀疑关英已经叛变，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会有国共合作的事情。”并说：“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要求关英在山上等三天，关英说自己要马上回南昌交差并看病，杨文翰疑心更甚，强留关英。其间二人越谈越崩，杨说：“你叛变了，难道还叫我叛变，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下令关押关英。

在关英身上搜出200元钱和一个金戒指，认为是被敌人收买的证据，对关英进行了严刑逼供。关英怒斥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性，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杨盛怒之下将关英一行4人全部杀害，关英时年32岁。

杨文翰杀害关英后心存疑惑，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对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让来人转告杨文翰，令其立即下山改编。杨文翰固执己见，坚持：“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

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最后一支红军就是杨文翰部，上哪儿找红军大部队去呀?

后来，赣东北特委所属弋阳、贵溪党组织同杨文翰领导的党组织，发展到同一个村庄，成立了两个不同的党支部。两个支部均知道对方的存在，可以一起开会。赣东北特委想借此说服杨文翰，但未成功，这已是这支部队最后的机会。

游击队偏离了抗日救国大方向，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已成彻底的孤军。现在已经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杨文翰最终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后来杨文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此时已是势成骑虎，以他固执的性格，只能往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9年3月，游击队在贵溪畈上吕家遭敌军伏击，所剩不足百人，被迫转移到赣皖边界山区。1943年，国民党军联合“围剿”，游击队被迫转移回磨盘山，在德兴张村被敌伏击。裴月山因与十几名战士提前出发，幸免于难，由弋阳磨盘山游击到贵溪三县岭大禾源潜伏。当年7月，当地古港恶霸裴礼臣搜捕到秘密工作者，迫其叛变设下圈套，在农历七月十二以药鱼改善生活为名，诱使游击队遭受伏击，全部被捕，裴月山因患眼疾未去，仅以身免。

杨文翰因病未随部队行动，得知游击队失败后回赣东北潜伏，于1943年冬被捕，被害于弋阳城外。裴月山在贵溪北乡山区一直潜伏到1944年9月，因长期营养严重不良，患上夜盲症，到余江求医时被捕，年底牺牲，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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