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原名郭汝桂,重庆铜梁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在国民党内部、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
1949年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80年重新入党。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
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
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
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肖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
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 “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
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高风亮节严律己,鸿篇巨著泽后人
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又直言不讳地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惜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 “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汝瑰将军有一女一子。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辞别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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