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果说阮籍做出“至穷途辄痛哭而返”，醉眠美妇侧等惊世骇俗的举动是张狂的话，那么，导致这些行为的应该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陌生，对于精神境界的至高追求使他对现实世界有一种疏离，对世界、读者、自己本身有一种过于沉浸熟悉之后的陌生，他不懂得这个世界的语言，世界也不懂他的沉默。对于这个世界，阮籍是个陌生人。
引言：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易代之际，在政治夹缝中，阮籍只能苦苦追求一种虚幻的根本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在其诗作之中，诗人阮籍神思飞驰，无所终止，只恐到达不了自己心仪的境界。但是，精神上的满足还是无法排遣他内心的痛苦。他既想超越现实，又想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喜悦。阮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诗语中，浑然不理会世界的生存语言。
一、世界的语言
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魏明帝曹睿死时，曹芳年仅八岁，不得不把政权委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二人。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掌握曹魏政权，司马氏趁机大肆屠杀异己。这个世界以其独特的语言演示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道。
阮籍深明其中的道理，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清醒认识到弱者强食的语言。但是他更是历史中的一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世人眼中，曹魏集团是王室正统，有资格管理统治天下。而司马集团只不过是一个欺负“孤儿寡妇”的卑鄙小人。文人不甘心曹魏集团的逐渐没落，亦不屑于向司马集团这个强者低头。殊不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王室正统”，也是在夺取上一个“王室正统”的基石上才建立的，他们胜利了，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王室正统”，流的是皇族的血液。阮籍屈从于天下大势，却不屈从于自己，当时的阮籍已获得司马氏的赏识，他出任过从事中郎等官职，完全可以高升，却自请做过“东平相”、“步兵校尉”之类的小官，依附于司马，为其歌功颂德。 但却仿佛丝毫不懂得世界的语言，放荡不羁，不求权力，沉浸在自己酒的世界中，逃避现实，树敌无数，冷淡面对中伤。
阮籍的张狂言行诸如作《大人先生传》等自然遭到礼俗之士的嫉恨，《晋书》本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司马昭权倾朝野，杀人如草芥，却能容忍阮籍的狂放不羁。中个原因是阮籍从不表露他的政治倾向，绝口不谈世事，“发言玄远，口不减否人物”，异常谨慎。世界的语言即是要让阮籍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屈从于政治，但是，阮籍却还有自己的语言。
二、阮籍的语言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阮籍是竹林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玄学思想家，他的《达庄论》、《通老论》、《大人先生传》，便是当时有名的玄学论文。魏晋玄学主要是通过对《周易》、《老子》、《庄子》的重新阐释来展开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他们的思想旨趣在于道家思想。阮籍没有把儒、道文化全部继承，他所取的是二者的某些方面，结果导致了他在思想上儒、道意识相混杂：想求得心灵的宁静，却过着世俗的生活；不守礼法却以至孝称。他很难在儒、道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憧憬庄子式的人生，又不能放弃本属儒家的人生内容，以至对庄子的向往，既达不到庄子人生精神世俗的一面：“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达不到庄子人生精神非世俗的一面，而这正是阮籍之所以为阮籍。 历史
阮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双重人格特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人的一个悲剧缩影。阮籍的陌生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世界和对自己的陌生。这种陌生感，使他如一个孤独无依的灵魂，在旷野中徘徊，不知所终。他在诗歌里走着庄子的道路，立德、立功面对生命本体的存在需求，都显得苍白乏力。丧失自己的人格，士人丢掉了笔，将军丢掉了剑，只为那对于权势、对于金钱的渴望。与其如此，还不如丢弃，在自己的世界中做一个本真状态的人，做一个只忠于自己，积极开拓精神花园的富有的人。就让自己远离现实世界，以一个陌生人的姿势存活于世。
历史
三、沉默的两种极端
阮籍选择了一条被别人鄙视，不屑的路——阮籍成了贪生怕死的代名词，与山涛、王戎并无区别。面对种种非议，阮籍对读者、对世界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不屈从的文人都被杀害了，阮籍好友嵇康也不例外。阮籍在司马氏帐下，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但是《为郑冲劝晋王笺》是阮籍代替朝廷高级官僚所写，它不是阮籍本人对司马昭的劝进文，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忽略。阮籍写作《为郑冲劝晋王笺》，不是积极主动的。据本传曰：“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阮籍显然想蒙混过关，但在使者的督促下，不得不写出来；此文不是阿谀逢迎的文字，没有让人肉麻的吹捧，所谈到的司马昭的功绩都可以落到实处；此文是司马昭集团篡夺政权路上的一篇普通文章，它对于司马昭的篡位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皇帝多次封赏，司马昭多次“固辞”，其亲信中写作的效忠信、劝进文当不在少处。大家都知道司马昭的“固辞”是在演戏，作为司马昭的党羽，配合主子来表演是义不容辞的。阮籍代替郑冲所作的这篇文章因为其文辞的“清壮”，被时人视为神笔，从而被保存了下来，而不是因为其在司马氏压权上的功绩。生存是人之天性，与其不知所谓地死去，还不如活着。于是，阮籍来到了司马氏的帐前。身体被束缚，精神相对自由。阮籍的沉默有着对生命沉甸甸的尊重，尊重生命，所以才尊重生存的权。
阮籍 “虽不拘礼教，发言玄远，口不减否人物”，《晋书》本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沉默应对各种试探。但是，阮籍的另一种沉默，却不是沉默本身，而是沉默的另一种形式的爆发和释放，这种爆发与释放是一种沉默的极端，这一极端是放浪形骇的狂放与惊世骇俗的举动。《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亦所穷，辄恸哭而返。”这是一种遭压抑了的沉默。用一种极端表现对生命的尊重，另一种极端表现对生命的放纵。放纵于酒中，放纵于恸哭之中，放纵于疯癫的行动之中。这一点看来，阮籍又怎能不是一个疯子！一个偏执的疯子。他那种偏执于精神质量的疯癫，他那种疯癫式的偏执渗透了他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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