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种文化现象（提要）高 炜
在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史前玉器的出土地点不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其中重要的一处。1978--1985年发掘的1309座陶寺文化墓葬中，随葬玉石器的有200多座，共发现各类玉石器800多件、组，合1000多个单件。就器类来说，有钺、钺形器、圭（平首圭、尖首圭）、璧、牙璧、复合璧、璜、琮、铲、殳、双孔刀、梳、笄，组合头饰、项饰、臂环、指环、镶嵌腕饰以及其它零散饰件等。据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软玉与方解石、钠长石等矿物共生集合体（称“半玉”）有6件，似玉的美石（又称“假玉”）433件（包括大理石、蛇纹大理石、含镁质大理石、蛇纹石、叶蛇纹石、滑石、绢云母、白云母、石英闪长岩、绿松石等，以大理石最多、蛇纹石次多，二者合计占似玉美石的近四分之三）。此外，还见到已散落的绿松石锒嵌饰片900余枚。陶寺玉器是一批科学发掘品，出土单位和时代明确，都可以确定是陶寺文化的遗存，其年代不出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范围，成为目前研究龙山时代中原玉器的主要依据。1998年临汾下靳村墓地出土的玉石器，文化属性、年代、出土情况及玉器形制，基本不出陶寺玉器群范畴。 地处中条山南麓的芮城县坡头--寺里遗址出土一批龙山时代玉器，也是随葬品，为农民挖窑洞时发现，经辗转收缴，现分藏运城市和芮城县博物馆，合计90件，璧占大宗（77件），还有琮、大玉管、小玉管、环、钺等。经实地调查，知墓葬形制、葬式、玉器放置方式等同陶寺墓地一致。笔者曾有幸对这批玉器一一目验，软玉约占2/5（软玉比重之大，可能同发现者、收缴者拣选有关），其余多是大理石、蛇纹石。其中2件碧玉琮、1件大玉管十分精致。除个别璧、钺独具特点，其余的玉器形制与工艺同陶寺玉器无异，总的看，应属同一系统。这批玉器虽非发掘品，因集中出于一地，数量多，特征明确，可作为研究龙山时代中原玉器的重要参考系。 拟以笔者做过研究的上述二批标本为基础，试做如下讨论： 一、中原玉器的特征与文化因素分析 就器类来说，我国东部地区常见的一些玉器，如长江中、下游和辽西诸文化系统中常见的玉 、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和辽西诸文化系统中常见的龙、鸟、龟、蛙形圆雕玉件、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含山凌家滩出土的双联或三联玉璧、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锥形器、良渚文化的倒梯形冠状饰件，还有龙山时代或已出现的玉璋，都不曾见于晋南。除残石
在姜寨仰韶晚期、玉 在孟津小潘沟龙山遗址有过出土，其余也不曾见于中原各地（不含陕北）史前遗址。相反，可确认的尖首圭（见图一）、殳和由玉件、绿松石饰片及骨笄组装成的镶嵌头饰等（见图二），则首先发现于陶寺，其它地区尚未见诸报道或虽有出土而未经确认。由2--6节玉璜对接成的"复合璧"，也是陶寺及附近临汾下靳村遗址的典型玉器之一。 器形方面，可举下列几种主要器类略作分析： 从钺来说，陶寺玉钺以平面呈侧置梯形和长方形两种为主，有平刃、斜刃和弧刃，罕见圆刃，主孔直径多在1厘米上下，未见两侧边缘呈内凹曲线、作弧刃的"风"字形钺和大孔钺。除芮城县博物馆藏1件玉钺呈大孔、圆刃状，具江淮作风外，从基本造型看，与长江下游及江淮地区史前玉石钺系统有较明显的区别；而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及黄河中、上游各龙山遗址出土的玉钺形制较多一致。主孔外又钻出散孔，并在散孔中嵌补玉片的作法，既表现出同海岱系玉钺的一致性，又反映出二者的差异：见诸报道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玉钺上的散孔，一般只一孔，且小于主孔，其位置常与主孔同在中轴线上，或在主孔旁，似与缚柄有关；陶寺玉钺的散孔可多到三、四个，孔径大小不一，个别比主孔大，位置又多近两侧边缘。器身扁薄，有的钺只有0.3厘米厚，构成陶寺玉钺群不同一般的特征。 中原地区出土玉璧的最显著特点，一是中孔（好）普遍大于一侧肉的宽度，以至常被称为"瑗"；一是薄，厚度一般在0.5--0.8厘米间，也有厚仅0.2厘米上下、工艺极精湛的上乘之作。大、中型小孔玉璧，迄未见于陶寺，在见诸报道和笔者所观摩到的中原史前玉璧中，也属罕见。只临潼康家遗址出土1件、芮城馆藏1件（似叶蛇纹石）为大型小孔璧，好径约占外周直径1/5--1/7，形制与同类良渚玉璧相似。可见，好径较大的璧似乎是黄河中游一带较通行的形制。 璧的内、外侧边缘形制多样，肉的剖面既有近良渚系玉璧呈长方形或内厚外薄的侧置梯形者，也有近海岱系呈内厚外薄的三角形者，还有呈圆角长方形的。但不见良渚那种外缘呈凹槽的璧。 极少数璧外周或中孔呈椭圆形，或外周呈圆角方形而孔作椭圆形，同红山文化玉璧式样近似。 另需提到陶寺出土的玉环，肉呈窄条形，内缘弧状、外缘刃状或内、外缘均作弧刃状，肉中部呈弧状或平台状突起，显现出红山文化玉器作风。尤其小件玉环（常作头饰组件），具更显著的红山文化玉器特征，有的肉内侧切割出一个近三角形小缺口，使好的平面近似桃形。据上述，璧、环类玉器中含有红山文化因素，似无疑义。当然，在凌家滩也有外周呈圆角方形或好呈桃形的璧、一面呈弧形突起的环，陶寺璧环类的造型曾否受到凌家滩玉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值得研究。
琮、V字形厨刀和双孔玉刀，其渊源应分别追溯到长江下游和江淮地区，但晋南的琮皆为单节，玉刀则未见奇数多孔者，从而表现出个性。 尖首圭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凌家滩玉牌上的刻划图案中，就有近似尖首圭的形象；另在秦安大地湾F901“原始殿堂”中的青玉圭（原称石匕），与陶寺早期尖首圭的形制颇多接近。 作为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各区系文化交汇作用的产物，陶寺和芮城为代表的中原玉器群集红山、大汶口、良渚以及江淮间以薛家岗、凌家滩为代表的诸文化玉器的一些因素为一体，并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身的独立特征。苏秉琦先生于1987年就指出：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笔者在诸师友启示下，通过陶器、玉石器和彩绘图案的研究，看到陶寺文化中包含着来自四方（又主要是东方和东南方）的文化因素，显现公元前2500年前后，已形成黄河、长江流域既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辏中原、集多源于一统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陶寺文化成为四千多年前龙山时代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为三代文明奠定了基石。 玉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龙山时代中原玉器表现出的多源因素，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途径和结构特点。 二、关于中原玉器的社会功能 通过对墓葬类型和共存随葬品的分析，可知陶寺大、中型墓中的玉器乃是器主等级身份和权利的标志物--即礼器。但与同样属礼器范畴、同样表现器主等级身份的良渚玉器所蕴含的社会意识有所不同。以璧、琮、钺、倒梯形冠状饰为代表的良渚玉器群，广泛雕镂或繁或简的神徽，表现出交通天、地、祖、神的特质。与之相比，表面光素的陶寺玉器明显缺乏神秘性；再者，从陶寺璧、琮的出土位置，尤其是套在手臂上的璧、复合璧和琮来看，它们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于是不难察觉陶寺玉器所蕴含的宗教意义已相对淡薄，而更重在权利和财富等世俗观念的体现。按《周礼·春官·大宗伯》关于六端、六器的记载，红山、良渚系玉器应视为以祭玉、葬玉为主，陶寺玉器则以端玉为主。后者与殷墟妇好墓、曲沃晋侯墓、长安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反映出商周用玉制度有一脉相承之处。简言之，除了象征军权、王权的钺之外，玉器从主要作为通神工具逐渐转变为贵族佩戴、把玩之物。 从数量、器类、造型、纹饰和软玉所占比重诸方面，总体观之，迟至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制玉业并未达到良渚玉器所达到的水平。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受到玉料来源的限制；一则可能主要是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体现--礼制与前铜礼器，并不集中在玉器上，而是以鼍鼓、特磬、土鼓等王室庙堂重器和成套的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为特征。中原同其它文化区系间，宗教信仰和礼的观念及其物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差别。这与颛顼实行“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后，不再存在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独立宗教，宗教为统治者所垄断，成为世俗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这一时代背景相一致。红山文化巨大的坛、庙、冢群遗迹，使人感受到神权至上的浓烈宗教氛围；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和贵族墓地、祭坛以及随葬玉器群反映出神权、王权并重；而陶寺墓地及随葬品组合则清晰的显现了神权淡化、王权突出的迹象。
血缘宗族--宗法等级制度日趋严密，精神生活方面崇尚祭祖；现实政治中重王权、重等级与礼制成为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直至三代文明的突出特征。而这一传统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2001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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