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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悲歌:二战中苏联女兵与外国俘虏恋爱频发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军事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连续的战争使苏联失去了数千万精壮男性,也使千千万万苏联妇女成了寡妇。于是在劳改营日本战俘与苏联女看守之间便迸发了难以遏止的爱情。

苏联妇女之所以愿意跟外国战俘同居,原因复杂,或因为纯洁的爱情,或因为生理方面的需要,或因为精神上的孤寂,或因为物质上的诱惑。

近来,俄罗斯媒体披露了一例这类爱情悲剧,悲剧的男主人公叫做蜂谷弥三郎,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劳改营,女主人公克拉夫季娅·诺维科娃是一名苏联妇女。

尽管存在着民族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但他们始终彼此心怀真切的情感。后来,蜂谷弥三郎回到了日本自己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边,蜂谷久子一直在苦等丈夫归来,因而始终没有改嫁。蜂谷弥三郎为此写了一本书---《为战争而哭泣的两个老婆》,来纪念他一生中两个最亲密的女人。

苏联劳改营曾频传异国恋情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一周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告终。然而,连年的战争也让苏联失去了千千万万精壮男性公民,苏联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本文讲述的便是这一背景下,在苏联国土上发生的异国情恋故事。

1945年秋,几十万日本战俘陆续被从中国东北押解到苏联境内,开始了漫长的劳役岁月。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曾刊文《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说,最初,日本战俘踏上苏联国土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行李里藏有橡胶女娃,用于自慰,解决本能需求。

可是,他们一下火车就遭到了早在车站等候多时的苏联居民的轰抢,因为战后的苏联百姓也非常贫穷。因此,日复一日枯燥而繁重的劳役生活让日本战俘对异性的渴求越发强烈。

连续的战争使苏联失去了数千万精壮男性,也使千千万万苏联妇女成了寡妇。据统计,苏联集体农庄男女性别比例由1940年的1:1.1拉大到1945年的1:2.7,于是在劳改营日本战俘与苏联女看守之间便迸发了难以遏止的爱情。

俄罗斯坦波夫州莫尔尚斯克市附近的卡列利村曾经有一个战俘营,最初只关押日本关东军军官战俘,从1946年开始,其他日本战俘以及德国、意大利战俘也陆续被运到此地。

日本战俘虽然身陷囹圄,整天在矿井、矿场劳动,却不忘搞好与苏联农村姑娘的国际友谊。

现年近80岁的原战俘营看守人员斯维里多夫回忆说,一个日军少佐看上了一个名叫维拉的女看守,“我那时虽然只有15岁,却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有一次,他请求我帮忙:请您换一下夜班,让我和维拉在一起吧,她已经同意到我的帐篷里去了。我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但我开始可怜他们了,这毕竟也是爱情,我就同意了。”

与外国战俘的爱情很危险 苏联妇女之所以愿意跟外国战俘同居,原因比较复杂,或因为纯洁的爱情,或因为生理方面的需要,或因为精神上的孤寂,或因为物质上的诱惑。有俄罗斯研究人员说:“劳改营女管理人员有时出于`物质上的意图`跟外国战俘同居。

比如,有一个劳改营的女护士请一个战俘帮她搞一块手表,很快她就得到了手表,在得到手表的同时她还收到了一张字条:`我给你手表,不过你应为此跟我保持亲密关系。`”一些战俘藏在身上或者行李中的稀罕小物件,此时派上了用场。

然而,苏联妇女与外国战俘同居注定要冒极大的风险,原因很简单:这是在跟原先的敌人苟合。实际上,早在1944年,苏联红军的欧洲战俘营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当时,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者事务管理总局要求各地遏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各战俘营和劳改营还专门开设了一些课程,向全体管理人员灌输“对希特勒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而一旦发现有苏联女管理人员跟外国战俘有暧昧关系,立刻首先将其定性为“阶级觉悟幼稚”,一旦被发现跟外国战俘有染,将处以开除党籍的处分。1945年8月,苏联内务部发布命令,再次强调要防止苏联女管理人员跟外国战俘同居事件发生,并且要求将所有“思想道德不坚定的妇女”从战俘营里开除出去。

跟外国战俘有染的苏联妇女不仅冒着被开除出党、开除工作的风险,还有健康受损的风险,因为她们深知自己的行为不为纪律所允许,不为舆论所支持,所以常常偷偷堕胎。

尽管如此,苏联妇女跟外国战俘保持密切关系的事件却始终屡禁不止。

2005年5月20日,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剧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当年的日本战俘与苏联妇女的爱情为主题的戏剧,这出戏中的女主人公叫做多尔戈尔·桑德科娃,她爱上了一个日本战俘。

多尔戈尔·桑德科娃知道,世俗环境不容许他们这么做,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在一起,但她还是毅然迈出了这一步,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孩。后来这名战俘回到了日本,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得以重新相见。

这出戏是以战争年代的真人真事改编的,但是,正如俄罗斯记者纳娜·巴杜耶娃在《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的爱情成为戏剧情节---日本战俘的俄罗斯后代期盼寻根问祖》一文中说的那样:“假如说艺术手法使得这出戏可以用美满的结局来结束的话,那么现实的情况则要悲惨得多。”

格里古列维奇将所有这些进展报告给了莫斯科。1953年2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派人到维也纳与格里古列维奇接头,商谈刺杀铁托的具体行动计划。格里古列维奇一下子拿出了三种刺杀方案:一、在与铁托的私人会见中通过格里古列维奇藏在身上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为防止格里古列维奇本人中毒,可以让他事先服用解药。二、在铁托即将对伦敦进行的一次访问中,让格里古列维奇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刺杀。三、用与第二种相同的手法刺杀,只是地点改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外交活动上。

但是,这三种方法都没能让莫斯科满意。他们提出另一种方法:由此时公开身份是哥斯达黎加驻南斯拉夫大使的格里古列维奇以哥斯达黎加名义赠送给铁托一份藏有剧毒的礼物,让后者在开启礼物时中毒。最终,经过双方协商,莫斯科提出的这一方案被确定为最终计划。一切准备就绪,只等高层下达命令。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斯大林偏偏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格里古列维奇一直等待着命令,但是当领袖去世的噩耗传来,他知道,计划可以终止了,铁托大难不死,这份可以震惊世界的暗杀计划将长久地留在档案里。

几年后,格里古列维奇回到了莫斯科,结束了间谍生涯,进入研究机构主持苏联对拉丁美洲的研究课题。人们或公开或暗地里谈论这位传奇间谍过去的事情,但那终究只是小部分人。直到1988年格里古列维奇去世,他的这些故事才被世人广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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