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278)字休奕，西晋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南)人。曾任西晋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监察官吏,敢于“奏劾”,“贵游慑伏”。著有《傅子》120卷，已散佚，今有辑本4卷。傅玄基本上继承了汉代董仲舒、《白虎通》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他强调治国在于“贵教”,认为“专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但傅玄比较重视法律的作用，宣称“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他所说的“赏”，首先是指对“修行崇德”者即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行赏。他强调赏罚二者缺一不可，“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他甚至说：“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傅玄主张认真遵守法律，反对凭个人好恶判案。他说：“释法任情，□佞在下，多疑少决，譬执腐素以御奔马”，是十分危险的。他强调赏罚应不论身份、等级，“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蛇于左右也”。这是对曹魏以来在法律中规定的儒家八议制度的否定。傅玄赞赏曹魏王朝的河南尹傅嘏审案不行刑讯，同时积极拥护恢复肉刑的倡议，认为肉刑可使犯人“终身惩”，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他说“肉刑虽斩其足，犹能生育也”，不妨碍劳动力的增殖。这也符合西晋“土广人稀”的需要。他说:“今有弱子,当陷大辟。问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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