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在巨大的民族屈辱中走进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四大帝国灰飞烟灭，其中前三大帝国都曾参与八国联军，在1900年出兵侵略中国。俄罗斯是出兵最多的国家，而德国皇帝公开号召残酷屠杀中国人的“匈奴演说”曾震惊世界。相反，在清朝自19世纪中期开始衰落沦为“东亚病夫”之前，与中国一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已经被欧洲列强讥讽为“欧洲病夫”，从未有实力侵犯近代中国的边疆或海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常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抱残守缺而江河日下的典型来告诫大清的执政者必须勇于改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古老帝国，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构成威胁

　　奥斯曼的封臣阿古柏曾侵占大半个新疆

　　从公元11世纪起，一些原本游牧于中国北方草原的突厥部落陆续迁徙到西亚。14世纪，这些部落联合当地居民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1453年灭亡东罗马帝国，16世纪初发展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早在明代，奥斯曼帝国就和中国有间接的交往，16-17世纪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火药帝国”。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明朝后期中国的一些新型火药武器技术，是从奥斯曼帝国传入的。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位于欧洲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清朝藩属国——土尔扈特汗国曾与奥斯曼帝国及其保护国克里米亚汗国多次交战。21世纪初，中国制作的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出现了奥斯曼军队的形象。1771年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之后，乾隆皇帝曾多次向东归领袖渥巴锡等人询问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但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向东扩张的通道被波斯帝国封住，奥斯曼帝国与清帝国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19世纪60年代，清帝国在太平天国革命、英法联军入侵京津和沙俄吞噬北疆的三重打击下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新疆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机带兵入侵新疆，占领了新疆天山以南除哈密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和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等地，侵占中国疆土达100万平方千米以上。当时的奥斯曼苏丹阿布杜·阿齐兹已经受到刚刚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苏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元首，也是其他国家穆斯林的领袖。他决定在英俄两强角逐的中亚地区培养亲土耳其的势力，以改善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奥斯曼帝国官方开始造势，喀什噶尔(今天的喀什市)几乎在一夜之间为奥斯曼朝野人士所知。

　　因此，当阿古柏派出侄子赛义德·阿古柏·汗远赴奥斯曼帝国寻求支持，他于1873年抵达奥斯曼都城伊斯坦布尔时，双方一拍即合。苏丹授予阿古柏“埃米尔”称号，赐以勋章和宝剑，还赠给阿古柏6门炮，1200支枪，并派出4名军事教官到新疆培训阿古柏侵略军。赛义德回到喀什噶尔后不久，阿古柏就接受了奥斯曼的封号，把苏丹的名字铸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并悬挂土耳其国旗，承认了奥斯曼的宗主权。1875年赛义德再次出使土耳其，奥斯曼苏丹再次赠予大批武器弹药并派出军事教官。奥斯曼帝国与阿古柏政权勾结的活动，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奥斯曼提供的武器弹药是先运到孟买，再由英国人转运到新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苏丹还以命令的形式确认阿古柏的长子为其继承人，并向阿古柏的长子和次子授予官衔。1877年，赛义德第三次出使土耳其，代表阿古柏向新任苏丹效忠。据畏兀儿族史学家毛拉乌沙的《安宁史》和《伊米德史》的记述，浩罕侵略者在土耳其帝国的支持下，对包括畏兀儿族人民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奴役。根据英国人沙敖的统计，大约4万汉族人因不愿意接受伊斯兰教而被阿古柏杀戮。哈萨克、蒙古、汉等族的儿童，被作为幼奴贩卖到“费尔干纳、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巴达克山(今阿富汗)、突厥斯坦，以及遥远的土耳其”。

　　这样，1877年-1878年左宗棠、刘锦堂指挥的收复新疆之战中，清军是与打着土耳其旗帜、使用土耳其武器的侵略军作战的。在阿古柏政权被清军消灭后，其驻土耳其代表艾芬迪向土耳其苏丹哈米德二世请愿，要求苏丹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开宣称新疆是土耳其的国土，被苏丹谨慎的拒绝。1880年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逃到伊斯坦布尔，宣称要夺回喀什噶尔。哈米德二世接见了他，但也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

　　民国初期奥斯曼帝国对中国新疆的渗透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处境更为险恶，欧洲和非洲的属地丧失殆尽，欧洲大国看似掌握着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主动权，但列强因利益冲突而不可能一致对付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依靠一两个强国来抵制其他欧洲强国的侵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国家主权。奥斯曼帝国的国运受当时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帝国最终被卷入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

　　此时，由俄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为了对抗“泛斯拉夫主义”而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思想给正陷于全面崩溃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供了救命稻草，很快成为其统治集团，特别是一度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倡导的意识形态。

　　其实，泛突厥主义的想象与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现实相去甚远。奥斯曼帝国的历代苏丹及核心统治集团虽然是属于突厥语族的土耳其人，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疆域，与世界上突厥语族的分布地区并不重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最强盛的时代，统治了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人为主的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诸国，也占领了主要属于印欧语系的各族居住的东南欧地区，但向东扩张的脚步被当时同样臻于极盛的沙法维波斯帝国挡住，从来没有扩张到一度被俄国人称为“土耳其斯坦”的中亚地区，更没有到达中国新疆。

　　尽管如此，土耳其政府还是派人四处活动，妄图建立一个地域广大的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泛突厥、泛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上层人士建立了以默罕默德·塔拉特·帕夏为首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塔拉特领导的一个秘密组织的任务，就是向全世界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后起的德国为了与英国对抗，向中东扩张，提出了“3B铁路”计划，拉拢土耳其。20世纪初，德国支持土耳其间谍在新疆阿图什创立“经文学校”，宣扬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德国为卡马尔等在新疆活动的土耳其间谍提供了保护，让中国政府很难依法惩治他们。

　　20世纪初新疆政局不稳，发展缓慢，给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趁之机。法国人和爽冒称奉土耳其苏丹之命，来新疆考察伊斯兰教，在新疆穆斯林中大肆诱骗勒索财物。他的骗术屡屡得逞，可见当时土耳其在新疆已有较大影响。土耳其对当时新疆的影响渗透，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

　　泛突厥主义者土耳其人孜牙·乔加勒甫在《突厥主义原理》中称“为了充分影响人民，精英应该与人民共同生活……那就是深入到乡村中去，担任中小学教师”。土耳其在教育上直接渗透到新疆境内，灌输理念，宣传思想。在教学内容上，土耳其人自编自印教材，授课内容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宗教、历史、地理、体操、图画等，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领袖，唱土耳其歌曲。据英国档案记载，土耳其人在新疆办的学校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为精神之父。

　　中国近代留学人员归国后往往带回留学目的国的很多思想和理念，中国内地汉族多往日本和欧美留学，而西北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则多往埃及、土耳其留学。早在清末就有一些新疆畏兀儿人赴土耳其留学，民国初多有学成回国者。他们大都深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影响，回新疆后开办所谓新式学校，传播这些思潮。

　　麦斯武德和艾沙就是其中的典型。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生于1887年，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1915年被土耳其派遣返回伊犁后，他打着兴办教育和医院的旗号，聘请土耳其人充当教师，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甚至他所开办的学校都命名为“图冉”(即土兰，Turan)，即所谓突厥人的国家，在学生中公开宣扬：“我们的?先是突厥，我们的?国是土耳其。”

　　新疆还有一些富商，如阿图什的玉山巴依阿吉等人，聘请土耳其人为教师，并资助亲属到土耳其留学。1913年底，包括玉山巴依家族成员奥布尔·哈桑在内的一些喀什噶尔人前往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奥布尔·哈桑受到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接见，并提出向喀什噶尔派教师的要求。塔拉特派遣其组织成员艾买提·卡马尔前往喀什噶尔。1914年3月14日，艾买提·卡马尔抵达新疆阿图什，随即联络当地富商创办师范学校。他诱导或强迫穆斯林学生接受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领袖，以哈里发为精神之父，并只准唱土耳其歌曲。支持卡马尔的阿图什富商巴哈·艾丁不久则又在喀什噶尔办起了一所学校，并聘请随卡马尔来新疆的土耳其人阿布都·卡迪尔担任校长;卡马尔本人则秘密保持着与师范学校毕业生及各小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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