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说至确（杨希枚，1952，1954，1955）。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命氏实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杨希枚，1955：195?197）。这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的阶级（Kwang?chihChang，1980：162165）；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RichardWalker，1953；Cho?yunHsu，1965：78?100）。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