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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以来，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一战是日本鲸吞中国天赐良机的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突然变了调子，高唱起日中亲善来，而且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对中国的友好。

　　个中原由，从表明上看，是日本内阁换人，大隈换成了寺内。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大隈内阁想借一战之机，把中国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张开了，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国反弹强烈，西方也对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怀不满。结果呢，日本的元老们，不高兴了，于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由于大隈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签订后，日美关系恶化，日英关系也出现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连亲日派都不大亲日了。结果，这些元老们，尤其是山县有朋对大隈表示不满。其实，在日本知识界，大隈名声一直就不佳。哲学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机商”，人们提到大隈，往往称之为“肥后之俗物”[肥后是大隈的故乡]。1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支持的军人寺内上台组阁，一改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压迫的策略，寻找合适的对象，加以扶植。因此，他们选择了段祺瑞。2扶植段祺瑞的具体政策的实施，就是借给了段政府大量的金钱，让段的北京政府硬起来。同时供给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编练一支“中央军”。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大隈还算是一个有理论的政客。他曾经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明治以来坚定的西化论者。在他看来，在东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基于此，日本学者认为，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3显然，从所谓的“支那保全论”到趁一战之机独吞中国，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这样的投机，在当时的日本朝野，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但这种投机的具体操作，效果却相当不好。


　　虽然自甲午之后，日本的国势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战之际，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一口吞下中国，依然属于蛇吞象的妄想。因为，对于日本这个小国来说，中国实在太大，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吞下中国，还是力不从心。况且，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唯一的机会是，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中国的内乱，趁乱下嘴，使得中国分裂。然后，再一块块吞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获取利益并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朝鲜。否则，最为露骨的第五号条款，不会是所谓的建议条款。但是，这种不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的条款，却堂而皇之地提出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制造混乱，只要袁世凯政府答应了其他条款，在舆论看来，就等于答应了所有的条款。因为是秘密谈判，袁世凯政府也无法很好地澄清。因此，这一招一出，就会使在日本人看来有强人面目的袁世凯政权，丧失合法性，统治不下去，产生内乱。


　　当然，内乱真的还是出现了。只是，内乱没有日本预料，在二十一条签订之时发生，而是在洪宪帝制之际出现了。因为袁世凯非常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和他的策士如杨度之流，误以为称帝可以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结果是反而给了反对者以对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适的借口??反倒退，这个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来来源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性，使得袁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丧失，最终导致袁世凯的垮台。而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在洪宪帝制的酝酿期间，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为，然后又随着西方列强，抵制袁世凯的帝制。在洪宪帝制期间，中国如日本所愿，再次陷于动荡，在动荡中，成心捣乱的日本人则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4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组合拳”。


　　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并没有如日本所愿，陷入内战无从自拔，反而各方很快达成妥协，在恢复临时约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体恢复了秩序。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陷入大的混乱，以当时日本的国力，依旧是不大可能一口将中国吞下的。日本人急于求成，四下点火挑衅的行为，却激起中国人普遍的恶感和敌视，民间对日本人恶感陡然增加。这使得日本自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来表现出来的“善意”，荡然无存。但比较起来，社会的上层，包括政界人士，对日本的恶感更甚，连中国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都对日本表现出敌意和警惕。据西原自己后来回忆，他第一次见曹汝霖的时候，一向亲日的曹对日本的做法很不满。更重要的是，尽管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但是，西方世界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国，那就意味着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整个东方，几乎都变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这绝对不是西方所乐意见到的。因为这就等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的巨无霸，一直以来的世界均势就完全被破坏了。所以，自二十一条事件之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英法舆论也对日本相当不满。


　　一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陷于两难，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难受。而且随着欧洲的逐渐明朗化，战事接近尾声，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对于日本相当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连当时在华的日本人，意见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主张怀柔，“宋襄之仁”，一种则为“强横蛮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国算了。5而在日本的政界，对华政策的僵局，演变成政潮，大隈内阁的屁股开始有点坐不稳了，日本政坛势力很大的政友会元老，越来越对大隈看不顺眼。看准这个机会，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龟三，来到中国收集大隈内阁的“黑材料”，写成革命骚乱实情调查书，回国在议员聚会的场所演讲，引起“大骚动”，然后各派议员决定到中国实地调查，向元老和宫廷报告。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不仅徒增中国人的敌意，顺带导致日本与英美之间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欧战期间固然可以小动作不断，但是一旦动作太大，等到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可以腾出手来的时候，日本的处境，将十分不利。中国问题处理不好，即便没有趁火打劫的寺内正毅等人，大隈内阁也做不下去。换人，势必改变政策。按日本人思维习惯，刚的一手碰到阻碍，势必转到柔的一面来，因此，比起此前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来，改变了的政策有了一点怀柔的味道，而这味道的体现者，主要是一个人，他就是西原龟三，怀柔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西原借款。


　　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他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在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即财政部长]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个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却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主意特别正，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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