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人对中国的夏朝、商朝是否真实存在表示过怀疑。后来殷墟被发现后，对于商朝的怀疑已经没有人再说了。但是，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怀疑依然如故。这种怀疑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西方理论：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就不能明确证明。西方的这个理论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形成之后出现的。近代欧洲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大大增强了这种理论的底气。

　　西方在讲希腊文明的时候，除了文字的记载，还有考古学的发现相呼应。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特洛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是否真实存在，一直遭受怀疑。过去的人们经常把《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当成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的历史。但是，一个名叫施里曼的德国人坚信《荷马史诗》不是文学，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于是他花费大量财力，开始寻找特洛伊遗址。最终找到了，现在成为土耳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除了特洛伊之外，希腊还有雅典城遗址、克里特遗址、迈锡尼遗址等。这些遗址也分别被称为“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等。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这一系列成果，使得人们越来越坚持，要证明一个远古文明，必须有考古学的证据。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考古学证据基本上都是指金器、青铜器等贵金属物品。

　　我认为，西方的这种考古学与文明关系的论断，在欧洲地中海地区是适用的，在中国或在世界其他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在地中海地区，一个小型城市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以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是有特殊原因的。不管是克里特、迈锡尼、雅典还是特洛伊，它们显然都可以算作一个城市，但是，面积范围都不大。现代考古学认为，特洛伊遗址在当时能够居住的总人口大约在2000人左右。法国学者库朗热说，一般希腊城邦拥有公民权的人大约在200-350人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古希腊城邦，即使加上没有公民权的人，人口总数也不是很大，有人说几千，有人说几万。按照《荷马史诗》对特洛伊的描写，当时统治特洛伊的更像是一个氏族，而非国家。但是，偏偏在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很小的城市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古希腊所有的“文明”都主要是建立在贸易经济的基础上。

　　特洛伊这样一个小城市，即使靠它周边地区的农业人口，也很难创造出考古发现中找到的大量金银财宝，换句话说，靠特洛伊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它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特洛伊的财富来源就是贸易，它占据了当时欧亚非贸易的咽喉要道，它的主要财富来源是对过往货物征税。用中国话说就是：“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希腊联军之所以不惜血本要攻下特洛伊，并非因为海伦被拐走这样一个简单原因。美女海伦被拐走也许是真的，但这很可能只是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借口，就像美国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占据财富通道的咽喉。 历史

　　除特洛伊外，古希腊的其他考古发现，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是贸易经济的结果，否则，地中海一个小岛上，自己也没有金矿，也没有丰富的物产，哪来那么多金银财宝?而且，贸易经济的交换手段，使得当年没有统一货币的希腊人，不得不借助于金银等贵金属，这也形成了西方文明重视黄金等贵金属的传统。

　　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始终没有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地位，农民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小范围地交换生活必需品。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土地。因此，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十分重要，尤其在早期夏商周时代。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来源首先造成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不同态度。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对玉石的重视程度超过对金银的重视程度，而玉石并非用来做贸易中介物的。其次，没有发达的贸易，自然也就缺乏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会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银财富。所以，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拥有金银财宝数量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的文明，并不十分适用。即便是殷墟，青铜器等物品的出现，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墓葬中。

　　地中海文明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造成了一些小城邦在贸易竞争中异军突起，形成短时期内财富的大量集中，但同时也造成周边人的眼红，于是战争不断。这又造成了一个曾经繁荣的小城邦文明突然中断。这种现象使得现代考古学有可能找到一个拥有大量金银财宝的小城邦遗址。而在中国，一个文明的存在，很少因为一个城市的消失而消失。中国古代社会的财富，主要不是因为贸易而集中在城市，更多的是因为农业而分散在农村。因此，在中国试图用一个城市遗址所拥有的金银财宝来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经济来说，城市集中体现了文明的全部内容，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而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城市更主要体现的是管理功能，而非文明的全部价值。在农业文明中，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相反，农业文明的精华保留在农村是很正常的。例如，我们现在仍然能够看到的明清民居村落，其精致和优雅，丝毫不亚于同一时期的京城民居。

　　周代应该算是信史的时代，但是，周代的都城及墓葬遗址至今都没有确定，周代的金银财宝被发现的也不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周代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文明。商代的殷墟也不是一个城市遗址，而是一个墓葬。对于更早的夏朝，如果我们还是沿用西方考古学的概念，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的金银财宝来衡量和判断一个文明，那么，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因为，西方依据地中海文明所建立的考古学与文明关系的论断，对于夏朝很可能是不适用的。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与地中海的各种“文明”相比，中国人只将二里头称作“文化”。但是，地中海的每一个“文明”遗址，所能拥有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人的规模，而“二里头文化”的规模估算可容纳十五万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头文化”才像一个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所以至今都没有宣布“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大量的贵金属。

　　我认为，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判定，应该抛开西方考古学形成于地中海考古的结论。否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秦始皇之类暴君的出现，才有可能出现财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学理论所接受。而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君”，对于那些没有横征暴敛的古代“圣贤”，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从西方考古理论那里得到金银财宝上的考古证实。但是，事实上，中国人工栽培水稻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丝织品也有7000年的历史，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金银等贵金属，也许夏朝人真的“视金银为粪土” 呢?

　　总而言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某些论断，其产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贸易经济，而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这一论断也不应该简单套用于中国古代考古。换句话说，寻找或确认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借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至于“二里头文化”能否就判定为夏朝的都城，还是让真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下结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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