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一支小部队固守上海最后阵地，蒋介石的打算是，四两赚千斤，以此影响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迫使日本人坐到停战谈判桌上。

可是，布鲁塞尔听得到上海城头这急迫的枪声吗?

九国公约会议，从开始就呈现出胎死腹中的迹象。中国希望这次会议达到三个目标：一是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予制裁;二是列强给中国贷款和武器、军火等物质支持;三是英、美、法海军在远东、苏联陆军在西伯利亚分别进行军事演习，向日本示威。而西方列强仅仅打算提供一张圆圆的会议桌，把中国和日本拉到一起，有话好说，接受调解。

由于对会议抱有很大的幻想，中国政府派出庞大的代表团。中国代表为自己艰难的使命，左右奔走，苦苦周旋。

美国是九国公约发起国，又是世界头号大国，在布鲁塞尔的会议桌上自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首先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10月2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拜访美国政府首席代表戴维斯及其助手亨培克。双方谈得相当坦率。

戴维斯，一个美国老外交家，他当然知道中国人是提一只篮子，请求援助来的。但是这位大国代表很不慷慨。他先是用十分热烈的词句对中国表示同情，衷心希望这次会议有助于中国。之后，就叫苦，他说，“美国在远东目前无力持坚定的立场。而无力办到的事，美国决不做任何承诺。所以，在布鲁塞尔，美国既不能把守大门，也不能当带头人。”

作为一个多年周旋于外交场合的穷国、弱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对列强的脾胃摸得清楚，什么脸色、眼色都见识过。戴维斯是礼貌的，他的直率无可指责。但顾维钧对他的说法不以为然。顾维钧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远东可做的事很多。比如，倘若把目前源源输往日本的石油、钢铁、橡胶等战略物资改运中国，那对中国将是很实际的支持。”

壮士无戈这实质上是希望美国带头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顾维钧一下触及到美国一根最敏感的神经。谁都知道，日本是无资源国家，它赖以进行战争的重要物资，许多是从美国进口的。戴维斯不打算在此谈论这个问题，他非常礼貌地掐断了话头。他说：“这个问题关系到美国《中立法》，改变它，要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而阁下也清楚，目前美国公众对《中立法》，还是非常欣赏的。”

为了不使中国外交官过分失望，戴维斯说，在布鲁塞尔，即使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切实的支持，但很愿意提出某些策略性建议。

顾维钧洗耳恭听。

“中国应该更好地掌握含蓄的艺术。”戴维斯认为，在布鲁塞尔，中国不应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以便给其他国家进行斡旋留下余地。他谈道：

“阁下可以发表一篇温和而不失坚定的讲话。说中国理解日本需要原料，和为其过剩的人口寻找出路。甚至可以提出，中国愿意在经济上和日本合作，这对两国都有利。但是经济合作是不可能由日本侵略和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来实现的。中国还可以指出，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不仅使得中、日经济合作化为泡影，而且也违反了九国公约。中国还应当指出，日本作为九国公约签字国之一，它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反对中国，同时也在反对九国公约各签字国。因此，各国有责任采取步骤对付日本违反条约的行为。”

在指出中国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以后，戴维斯接着说：

“最后，中国应向会议做如下表示：为了不影响各国目由发表意见，中国代表愿意退席，给各国代表以讨论的完全自由。”

戴维斯指点迷津地说了一大通话，而要求中国从布鲁塞尔的会议桌上退席，才是他全部建议的主旨。

要中国代表从事关中国命运的国际会议上“自愿退席”，这离奇的“建议”，使素以沉着老练、处变不惊著称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听起来也不免毛骨悚然。

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在战场上正惨遭日本侵略者恣肆蹂躏，现在到谈判桌上任人宰割，而且还要蒙上眼睛堵上嘴，公理何在?

中国外交家觉得美国的建议太出乎意料、太不合法理，但外交家就是外交家，中国人十分“含蓄地”向美国人表示，对他的建议感到难于理解。即使中国政府认为可以按他的意见，也很难向中国公众解释。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戴维斯总是那么“友善”而富于“涵养”，他解释说，他理解中国这一态度。他也认为中国完全有权参加会议的讨论。“退席”这个词听起来也许令人不愉快。但中国这一举动体现出东方人公正和助人为乐精神，必会在西方人心理上唤起巨大的同情。

戴维斯特别指出，这一建议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罗斯福总统的一项非正式建议。

这已经是在逼迫中国人退让了。

“既然如此，”中国外交官说，“鉴于此意见如此重要，我必须立即报告我国政府请求指示。”

一直在旁边作陪的亨培克，也就是不久前为中国抗战前途，与一位法国外交家争论不休的那位美国博士，心事重重，言辞谨慎，时而流露出爱莫能助的无可奈何神情，在晤谈结束时他提醒中国人说：

“阁下，希望不要在外面宣扬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以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说美国代表团在会议中处处带头，并且负起了全部重担，因为这会在美国国会引起麻烦。”

美国同行的这一忠告，使中国外交官瞠目结舌，无语以对。一个被侵略、受欺侮的国家，在国际会议上，连自己有朋友的话都不能说，中国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

对中日战争和九国公约会议，法国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淞沪战场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中国空军为轰炸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炸弹曾误落在上海法租界，法国政府声色俱厉，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扬言，若再有中国飞机飞越法租界，法军将开火射击。而在布鲁塞尔，当中国代表团要求法国政府，为中国军用物资通过法属越南提供过境便利时，法国人却胆小如鼠，一口回绝，说，万一日本察觉此事，就会使法国面临对日的严重纠纷，法国不能独自应付这样的危机。

一贯狂妄自大的英国人，此时变为谦谦君子。他们一再表示，英国的手都让欧洲问题捆住了，无力他顾，处置远东局势，唯美国马首是瞻。各国外交家看得很清楚，英国人赞成召开布鲁塞尔会议，“不过是想把一只烫手的马铃薯扔进华盛顿的篮子里。”当中国代表会见艾登，寻求支持时，这位英国外长对中国的处境深表同情，同时表示，希望中国军队能打几个胜仗，这对外国提供物资是个鼓舞，更容易得到积极的援助。他其中的一句话，特别有英国人的风格，也特别令人齿寒。他说：

“因为，各国政府的当政者，一般更乐于帮助强者而不是弱者。”

中国人告诉他，中国军队正在做一切能做的事情，表现出惊人的抵抗精神。最近在上海，一支800人的小部队英勇抗击日军，国际舆论对此高度称赞。这位英国官员不屑一顾，冷冷地说：

“那是典型的心理战术，我知道。”

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注定流产。蒋介石委员长大失所望。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蒋先生尤其不应忘记，九国公约原是列强根据门户开放政策，为瓜分，而不是为保卫中国利益而订立的。

可悲的是，他恰恰忘记了这一点。

四行仓库壮士们的遗书遗物已经全部集中起来，足足一麻袋。

将这些物件进行登记、分类、打包，是件极庄严的事，谢晋元自己亲手来做。

遗书有的写在信纸上，有的写在烟盒上，也有的写在手巾上。大部分写给父母，也有写给妻儿，还有留给兄弟的。字字血泪，句句是情。谢晋元边整理，边阅读，边掉泪。都是些十几岁，20来岁，顶多30刚出头的人，这哪是写遗书的年龄?人生刚刚起步啊!

舍身炸毁日军坦克的勇士陈树生，他的遗书写在一件白汗衫上，那是血书，写给在四川大巴山的老母。上面写着两行血红大字：

舍身取义，

儿所愿也!

他如愿了。

只是，不知道他家中老母，一旦看到这血衣，老人家是否能经受得住?

遗书共有298封。也有的战士仅仅留下钱物。有的交来身边仅有的零用钱;有的留下一双鞋垫，上面绣着一对鸳鸯，敢是姑娘给他的信物;有的是给家人买下、没来得及寄走的药品;也有缴获的战利品，如日本小刀、钢笔，等等。每个物件都是一番心意，一个嘱托!

整理好官兵遗书遗物，谢晋元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他想，都是多好的弟兄啊!作为兄长，我不该对他们说那个“死”字。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家人在思念着他们。但是，他们都是战士，作为一个长官，我不该说那个“退”字，浴血沙场，为国捐躯，是军人的职责和光荣。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忠孝不能两全，一个军人应以忠为先。现在官兵们各人都立下死战的誓言，那么八百壮士作为一个整体，在这最后时刻，对上峰也应有个交代，想到这里，他挥笔给师长孙元良将军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自己，也表达了全体官兵死战的决心。全文如下：

元良师长钧鉴：

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手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职谢晋元上

二十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

壮士们的遗书遗物，于夜间趁市民救护队前来抬伤员时，带了出去。送走那一麻袋沉甸甸的遗书和遗物，八百壮士心里十分了然：自从进了四行仓库，就没想到活着出去。现在，把遗书都留下了，更无存活之理!

人人坚定了死战不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但是，地球是圆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进攻四行仓库的日军，在屡屡受挫后想到，苏州河南岸租界里洋人的骨头肯定比北岸中国士兵软。于是，东洋鬼子向西洋鬼子龇出獠牙。负责管理租界的洋衙门——工部局，接到日军司令部的警告，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约见工部局总董、洋大人费信。松井大将咄咄逼人地扬言，任何资助、放纵中国军队抵抗的行动，将被看做对日本不友好。并声称为肃清四行仓库的抵抗，日军将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一旦战火波及租界，日军概不负责。

西洋人害怕了。他们反过来压迫中国人。

松井石根向费信交涉，那是因为了解他——这位资本家出身的英国人是租界洋行大班的忠实代言人，他一贯欺侮华人。1925年，上海发生因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引发的五卅惨案时，他也是工部局总董，对中国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在对一支中国军队无计可施时，找他帮忙，他果然予以“合作”。费信以保护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财产安全为由，通过本国政府照会中国当局，要求撤退四行仓库守军，以免战火祸及租界。

上海民众目睹八百孤军，困守危楼，宁死不退，万分钦佩。同时，也为孤军前途担忧。古代田横五百壮士，忠心报国，集体殉难，传为千古绝唱。但那毕竟是历史悲剧。眼下，上海抗战既已到了如此地步，而全国抗战方兴未艾，英雄大有用武之地，让八百壮士做无谓牺牲，岂不痛哉!因此，各界民众纷纷吁请当局，命令孤军撤退，保存实力。中华妇女同盟会的姐妹们直接上书宋美龄，发出如下呼吁：

闸北孤军死守不退，义勇之气，动人心魄;请代表我妇女界，转恳委座，速即下令撤退，以保全八百壮士，储为长期抵抗之用。

布鲁塞尔装聋作哑，见死不救;租界洋人为图自保，要求撤兵;国内民众仰慕英雄，吁请保存八百壮士。不知蒋介石真动了哪一根筋，下达了撤出四行仓库的命令。

10月30日夜里9时许，仓库2楼的电话骤然响起。这部黑色的西门子电话机，是上海抗日别动队的文强送来的。它能通天。四行仓库内的消息可以通过它传给潜在租界的上级指挥官，可捅给上海报界，也可直通南京。

在枪声停息的夜间，电话铃声显得特别震耳，谢晋元伸手抓起话筒，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中民兄吗?”

“我是中民。”谢晋元答。

“我是柏亭。冯副师长也在这里。”对方报了自己名字。其实，谢晋元已经听出，他是师参谋长张柏亭，并且知道电话是从法租界一个秘密指挥所打来的。

“中民兄，你听着。”参谋长的语气十分严肃。谢晋元意识到下面的话非同寻常，耳朵不由竖了起来。

“奉最高统帅之命，你部于午夜12时，撤出阵地。”

师参谋长一字一顿，一板一眼，宣布了命令。

照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或进，或守，或退，随时都做好了准备的。但是，四行仓库打得正顺手、激烈、辉煌，而且遗书刚刚送走，谢晋元满脑子“死战”的念头，突然命令撤退，射出去的箭，怎么能回头?他拿着话筒，竟惊呆了。

“听明白了吗?”冯圣法副师长在电话那头追问一句。

“听明白了。”谢晋元猛然醒悟，赶紧回答。

站在一旁的杨瑞符也已听清参谋长下达的命令。杨营长性急，他夺过话筒，大声地说：

“报告参谋长，我们全体官兵要求继续固守。四行仓库里弹药充足，工事坚固，粮食饮水均不成问题，我们愿为上海最后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杨瑞符说完，谢晋元夺过话筒，言辞激动：

“我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相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

这边，谢晋元与杨瑞符轮番申述理由，请求固守;那头，张参谋长与冯副师长一再开导阐释。电话中，两位长官已经可以体味到壮士“声泪俱下”的情状。参谋长心中涌起热浪，但话却是冷冰冰，硬邦邦的：

“这是命令。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打日本鬼子非此一时，今后还会有比守四行仓库更重要的使命等待你们担当!如果你们违抗命令，那你们的勇敢与牺牲，便成为匹夫之勇而毫无意义了!”

军令如山!

谢晋元只好领命。

撤退的命令传遍四行仓库的每个战位，一阵惊愕之后，士兵们紧张动作起来。重兵包围下，退也许比守更难。他们勒紧腰带，扣好衣扣，系牢绑腿，带足弹药，准备突围。

此时的八百壮士，如同一块烧红的钢板，一瓢凉水下去，变得更冷峻、更坚韧。

一楼大厅笼罩着肃穆的气氛，阵亡官兵的葬礼正在举行。这是撤退之前必须料理的最要紧事。

孩子们看着饥寒而死的上海市民大厅正中的地面，已经挖好一个巨大的坟坑。坟坑黑黝黝，像口无底的枯井。旁边三副门板上停放着烈士的遗体。四行仓库4天保卫战，共牺牲了4位烈士。其中，陈树生烈士的遗体，已经随着那声震天的炮火，抛洒在苏州河畔、西藏路旁。

坟坑四周放着几盏油灯，灯光忽闪忽闪，更显得凄凉。

谢晋元亲自主持了葬礼。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40381.html

相关阅读：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