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崛起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名义上的“四强”。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她在八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还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氏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从地缘关系角度出发，现代政治不上轨道，核心“江浙沪”的南京国民政府想要外扩至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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