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人民解放军横扫全中国，中国大陆只剩下西藏还没有解放。

18岁的重庆姑娘李国柱，马上就要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政大学毕业了，她本来是要在四川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从没想过此生要与西藏发生什么关系。但一场报告改变了她的人生。

报告是由解放军18军的吕松同志作的，主题是“支援进军西藏”。吕松说，向西藏进军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事业。西藏确实艰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剥削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岂不是更苦?然后，学校的政委号召大家报名去西藏。

18岁的女兵热血沸腾，向领导递交了书面申请，最终，李国柱披红戴花，成为了18军52师政治部康藏工作队的一员。这支工作队有33人，其中30人都是女兵。接下来，队员们开始做进藏的各种准备：学习宗教政策、藏语藏文，每天负重行军锻炼体力，领取进藏装备。

领取装备时，李国柱一点也没想到青藏高原的气候会怎样恶劣。发的东西有皮大衣、棉衣棉被、毛皮鞋、毛毡垫、风雪镜、吃的干菜和粮食、搭帐篷的布等等，应有尽有。可以说，当时解放军已经倾全国之力来支援进藏部队。可是李国柱嫌这些东西太沉，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她把棉被中的棉絮掏出来不带，许多衣物物品也都留下，但就是这样，她的负重仍有四五十斤，因为前方的道路到了甘孜就没有车坐了，走到昌都1000公里全靠徒步，一路上的粮食给养，全得靠自己背。

9月22日，李国柱和战友们从甘孜出发，赶着运粮食和银元的牦牛驮子开始了徒步行军。她们知道，这些物资是支援前线作战部队的，自己的任务是整个昌都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达之死：“看来我们要兴问罪之师了”

昌都，西藏的东大门，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向有“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滇川藏三界之中，最为要地”之说。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在这里设有“噶伦”级别(三品)的总管，驻守着藏军8个团4500余人的兵力。藏军本来总共10个团，为了打仗临时扩为16个团，所以在昌都布署的，实际是藏军的主力。

王贵，时任解放军18军司令部侦察科侦察参谋，奉命作为先遣部队的一员，跟随154团，走在整个进藏部队的最前面。他们4月28日就到达了甘孜，休整一个多月后，又翻越5000多米的雀儿山，6月28日到达德格，这里离金沙江还有60里路，金沙江对岸，就是藏军的控制范围了。

队伍虽然开到了前线，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开打。王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对西藏的方针，实际早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时毛主席就已经定下。

“中央本来是不准备打这一仗的，还是考虑和平解决。”王贵说。1950年1月，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信说，印度、美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毛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局，最后，这个任务交由18军来执行。18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号称当时解放军最年轻的军长。”王贵说。

就在解放军筹备进藏的过程中，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在进行。1950年2月，中共西北局方面协助派出藏族干部张竞生等人入藏，带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达赖当时还未亲政)的信，这信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被宣读。后来张竞生被西藏当局派人送回了青海。

4月，志清法师从成都出发，准备去拉萨劝和，但到了德格以后受阻。

7月，青海寺院劝和代表团的三位活佛在解放军西北军区干部迟玉锐陪同下进藏，三个月后，在10月14日被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扣留。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另一位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格达是甘孜白利寺的大活佛。早在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甘孜时，格达就与朱德、刘伯承等人相熟，并曾任“波巴”(即藏族)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此次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当52师的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他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他原在拉萨寺院的社会关系，去说服摄政达扎和中央政府和谈。“朱德本来是想请他到北京开政协会议的，但他说，我很想见毛主席，但和平解放西藏这事更大，等我到西藏去劝和，把和平解放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再到北京见毛主席。”王贵说。格达活佛7月10日从甘孜出发，他出发后，王贵他们侦察科就接到任务，要随时掌握格达西去后的情报。

“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到离德格30里路的岗托侦察。这里是一个交通要道，来往骡帮很多。到了龚垭村，看见来了一个骡帮，就找了一个小翻译，问他们，听说格达活佛没有?被问的几个人就傻眼了。一人说，听说格达活佛死了，昌都人已经都知道了!我们听了大吃一惊，立即赶回去向军里报告。后来格达的一个随员跑回来了，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被敌人害死在了昌都。”

当时在昌都，总管与拉萨联络是靠电台，这部电台由英国人福特掌握。战后福特被解放军俘虏，谈到格达之死，福特与时任昌都总管的拉鲁互相推诿，都说是对方给格达活佛下的毒。“后来福特也承认是他教唆的，但说不是他亲自下的毒。”王贵说，“格达死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就关上了。9月上旬，我第一次听我的首长参谋处长薛和说，“格达活佛被他们害死了，看起来我们要兴问罪之师了。”

打这场仗，是为“以打促和”

彼时的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时年40岁，任孜本(审计)官的阿沛·阿旺晋美是主和派的代表。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写到，他曾在政府官员会上说，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800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我们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100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得赢?但是，当时的西藏政府，主战派占全面上风，尽管阿沛的话赢得不少官员私下的共鸣，但扩军备战仍在进行。

“他们不断地调军队，增加武器，他们听信英国人的话，认为凭金沙江横断山脉天险，能把解放军挡住。他们对解放军的实力和我们解放西藏的决心估计不足，对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也估计不足。”王贵说。

这中间，西藏地方政府一边与中央政府间接触，一边不断地接触美国、英国驻印度机构和印度外交部，请求他们施加影响阻止解放军进藏。

9月14日，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袁到新德里两天后，即接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格巴，明确告其西藏当局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

夏格巴将袁仲贤的表态传到了拉萨，但拉萨方面迟迟不做正式答复。他们既不愿接受中央政府的意见，又知道解放军实力强大，于是就让在新德里的代表团尽可能地拖时间。9月23日，袁仲贤严正警告西藏代表团说：限定20日去北京谈判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你们负责。而到29日，西藏代表团仍然说，还需要两三周时间他们才能对北京方面作出答复。

至此，昌都战役就不可避免了。

“打这场仗，还是为了和谈，以打促和”，王贵说。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明眼人都很清楚，以藏军的实力，对阵人民解放军悬殊太大了。所以，当王贵回忆起当年战事时，认为对于解放军来说，真正的敌人是两个：走路和吃饭。

走路，指的是汉族战士，要经历从未有过的高原缺氧环境，爬高山，趟冰河。李国柱回忆说，有一次，她们一天走过13条冰河，开始时还脱下鞋趟过去，后来发现，过河后河底的小石子都嵌在脚底，一扒下来就连肉一起下来，疼得钻心;后来索性就不脱鞋，过河后凭身体将湿鞋袜一点点烘干。而爬四五千米的高山，平常人连空手走都困难，战士们还要负重数十斤。王贵回忆说，有的同志，比如当年一位红军长征时留在这里的老战士周大兴，此次在昌都战役中重新入伍，就在雪山上心脏病突发牺牲了。

对于解放军来说，吃饭成为问题，也是空前的。以往经历的战争，都是靠根据地人民的支前，而这次他们的给养只能由自己背着，靠后面的部队用牛马驮上来。“即使你出钱到藏族地区买粮也不行。西藏地区本来就地广人稀，粮产量很低，几千人的队伍一来买粮，必然造成粮价飞涨，极大地影响人民生活。”王贵说。

但是自己背的粮食毕竟有限，王贵清楚地记得，到达甘孜后经历过十天的断粮，一天只能吃到相当于三两的代食粉，大量靠挖野菜充饥;在打昌都战役后，又经历过十几天的断粮。

就是忍饥挨饿，也还要给群众“做好事”。王贵回忆说，当时部队沿袭在内地行军作战时的传统，实行“满缸运动”，即部队要给住的房东家把水缸天天挑满。打坏一个瓦罐子也要掏出银元赔偿。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执行部队纪律的问题了，王贵说，部队出发前，邓小平曾经有过一个指示，18军进藏，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这实在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考虑。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像昌都战役这种规模的战役不算是什么大战，但是其准备时间之长，政治斗争策略的着力推进，却是前所未有的。

解放军除了得到格达活佛的热情支持，还争取到了大头人夏格刀登、女土司降央白姆等当地头面人物。就在昌都战役爆发前，18军军长张国华亲自上门拜访夏格刀登，得到了他支援一万多头牦牛来运粮的确切保证。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37282.html

相关阅读：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