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侯镜如在塔山假打的各种说法，都是基于一些推测，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如果侯镜如要假打，他应该与中共事先达成某种默契，那么他通过什么人与中共联系?达成过何种默契?至今都未见任何相关资料。
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分析侯镜如当时的表现。塔山防御战之后，侯镜如部撤至在津塘一带，与中共有过接触。从双方接触的情况，可以判断出此前他与中共是否建立过联系。
聂荣臻于1948年12月17日致电中央军委、华北局，称：“侯镜如亦表示动摇，我已电平津办经有关方面即转告他，时机紧迫，要他做最后决策。希望他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立功，重新回到革命战线上来，并做出具体方案，派人与我方接洽等。已有来电称‘约定“李介人”的介绍，去塘找他的师长’等语”。
军委于19日18时致电聂荣臻并告林罗刘，要求：“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绝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
21日24时军委致电林罗刘，称：“侯镜如从葫芦岛撤回很悲观，他自己的92军又被调往北平，故你们可用送信劝降方法去试一试，至少可以使他发生某种动摇;假如你们能用炮火完全封锁塘沽，使他感到走投无路，此种方法可能发生更多的效力。此外，你们还可起草公开的劝降书，发来中央审查作口语广播，并在前线印发传单。”
23日22时军委再电林罗刘，“同意允许九十二军起义前答应他们编为一个军，答应保护侯镜如，并仍为该军军长”，并指出“昨电要你们公开广播对侯镜如劝降，因九十二军事件不宜如此做出，对侯个人写信(送给塘沽一处)似仍可行，望酌办。关于保护侯镜如请告塘沽一线注意”。
由以上来往电报可知，至1948年12月，中共对侯镜如的接触仍限于“谈判和分化”，将其视为“匪首”之一，对其开展劝降等工作，目的在于“至少可以使他发生某种动摇”。只是当了解到九十二军已准备起义之后，才采取措施“保护侯镜如”。显然，侯镜如不可能在塔山作战时已经与中共取得联系，“假打”更是无稽之谈。否则，中共不会将争取侯镜如的目标仅仅定在使其动摇上，也不会采取公开广播的劝降方式了。
根据侯镜如等人的回忆，当时塘沽情况混乱，87军军长段云等人竟直接找侯吵闹要先撤，不愿接受战斗任务，侯镜如为稳定军心，将船只分配给各部队，同时划分防守区域，才使部队稍稍安定下来。侯镜如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在“帮倒忙”，也未提到他自己在塘沽解放中有何贡献(侯镜如、梁述哉、黄翔、刘青岭：“天津战役蒋军被歼记”)。另外，根据时任十七兵团作战处处长的赖惕安的回忆，侯镜如在辽沈战役之后对于蒋军的危急局势十分焦急，几次电报蒋介石、傅作义，建议迅速放弃张家口、唐山等外围据点，将全部兵力固守平津塘三角地区，并保持重点于津塘，依靠塘沽海口，使大军有回旋余地。当解放军向塘沽的进攻展开后，侯镜如采取的措施依然是：“严饬第一线部队固守，并继续加强塘沽至新港的防御工事，企图争取时间，作必要的逃跑准备”(赖惕安：“十七兵团塘沽漏网记”)。如果侯镜如在塔山已经决心帮中共的忙，那在塘沽就不是这种表现了。
12月23日，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等在平津前线指挥部会见了城工部部长刘仁和北平地下党员李介人、交通员季鸿，详细询问了关于侯镜如和92军的情况，指示李介人去塘沽，要侯镜如指挥天津和他本人的部队就地起义。
李介人于25日到达17兵团部，向侯汇报了黄翔、张伯权派代表与平津前线解放军联络的情况，转达了聂荣臻、罗荣桓的意见。侯镜如认为：天津的陈长捷名义上归他指挥，但实际上只听傅作义的，要组织天津、塘沽守军起义难以办到。李介人随即返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刘仁汇报。
那么，中共是何时开始争取侯镜如的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1947年8月，北平地下党学委会担任中小学教委书记的薛成业在韩自励的介绍下与李介人见了面。原来，薛成业与师大女附中的进步教师王友石有地下工作关系，而王友石的好友韩自励又是侯镜如的老友。日本投降后，侯镜如任北平警备司令期间，韩自励曾任北平市宛平县政府秘书。而92军的军需副官李介人则是韩自励的学生，又是侯镜如的外甥，与韩自励来往较多。因而，经韩介绍，薛、李在王友石家里见面会谈。
李介人谈及国民党要垮台，说不愿意在92军干了，并表示愿为中共工作。薛成业就要王、韩注意联系李介人，研究在92军开展工作的条件。1947年底，薛成业回解放区向刘仁汇报工作时，提到韩、李的情况，刘仁指示要薛直接联系李介人，抓紧这个关系，打开92军上层工作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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