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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趋严峻的反革命形势，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搜捕，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搬出了中央机关“61号”，在武昌另租房子秘密居住。每天还与国民党重要人物见面，一个人综合多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并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从国民党要人身边报告上来的消息表明，事态似乎越来越严重，汪精卫竟然叫喊着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

时局的艰险，政治上的失落，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隐居的日子里，他终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常在屋里徘徊。

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紧急关头，莫斯科终于有了明确的指示。5月30日，一文紧急指示从苏联向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发来。指示明确，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轻信汪精卫的罗易为了取得他的信任，竟将来自莫斯科的极其重要，应当严格保密的“五月紧急指示”让汪精卫看，私自做主以争取他的支持。汪精卫看过后苦笑着对罗易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但他表面装得不屑一顾，心里却暗暗吃惊，罗易又在第二天给汪精卫送去了一个副本。这留下来的本子成了汪精卫后来“分共”的重要证据。正如一些人所说，这些指示内容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罗易还要挟汪精卫说，如果不配合执行指示，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罗易私自向汪精卫透露国际指示的消息，所有人都怔住了。鲍罗廷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事故实情，共产国际立即来电免去了罗易的代表资格。

但此举不仅没有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分共步伐，反共日趋公开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已经清晰得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是难以挽留了，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巨大失败。意味着斯大林派的中国革命方针遭到了破产，给它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留以攻击的口实。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由共产国际承担。

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有些国际代表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这个训令被鲍罗廷扣下来秘而不宣。

7月12日，鲍罗廷才公开了共产国际“训令”。根据该“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正遭受失子之痛的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他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职无权，在极度彷徨的心态下，他向中共临时中央致函，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提出辞职，他不愿再做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为了维护自己权威的共产国际也不会再让他当总书记。不仅如此，他要经受的更大冲击还在后头，因为共产国际要弄出一个结果来阻塞托派的口舌。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文章摘自《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作者：张宝明 刘云飞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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