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非子及其主要思想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
而加之于功实之上。
蔡景仙先生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有外在的社会条件。在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发展的时代，对奴隶主贵族在权利上的削弱，实行功过赏罚严明的法治，实在是对地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所以从历史背景上来说，法家理论产生自有原因。”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就是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制的统治术。“法”是以法治国，不以君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术”是君主驾驭臣子的权术。“推翻了以往的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与法同为重要。“势”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中“君无术则蔽于上”“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笔者认为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往往是君主的“术”显得尤为重要。一头狮子领导的一群绵羊，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绵羊也都变成了狮子，而一头绵羊领导的一群狮子，那最后的结果是狮子也变得没有战斗力，所以可见君主，尤其是“术”的重要性。法是公开的，而“术”是深藏的，想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历朝的兴衰史，一代明君大都是知人善任，懂得如何管理国家，而昏庸的管理者莫不是不懂得如何运用“术”，以至于大权旁落。无论是帝王还是现代的管理者莫不是在学如何运用帝王之术，学会权略智谋，培养领导艺术。
二、“术”思想的来源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各家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的总结者之一，韩非子法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荀子的“性恶论”以及道家的学说。只有了解这些思想才能更加了解韩非“术”思想。
1、荀子“性恶论”
韩非子是荀子的弟子，因此韩非子的思想受荀子的影响很深。荀子和当时战国的一位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孟子有着明显的区别。荀子主张“性恶论”，人一生下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淫乱而辞让、忠信，礼仪等这些道德也都不复存在了。韩非继承荀子的性恶论，他与荀子不同是将 “性恶”推向了极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关系，他认为人人都有一种为自己打算的“自为心”，人的一切感情道德、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有没有“利”，根本无所谓的天赋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韩非子认为君臣、父子，地主和雇工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为了各自的“利”。韩非的这方面思想，在《五蠹》《显学》等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韩非将“性恶”极端化，完全无视人性中“善”的因素，根本反对用仁义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通过“严刑”“重罚”来治国。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自然就会相信，人与人之间不会有亲情、友情，而唯有利害关系，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利害关系的左右。争夺与倾轧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态，因此，君主要想治理臣民，只要掌握赏罚两种权利才能建立正常的臣民关系，有学者指出，人性恶是韩非全部思想的基础：韩非以人性‘恶’的理论为基础，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三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建构了一个君主极端专制统治的政治体系，并把这种观点作为他的‘法治’理论的思想支柱。
2、老子的“道”论
韩非子的思想还深受老子的影响。在翻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可见韩非思想和黄老之学有莫大的关系。将老子与韩非合传，就明确指出两者思想特征上的相似性。现存《韩非子》一书，也有不同篇章，如《喻老》《解老》《扬权》《主道》集中展现了老子道家思想对韩非思想的深刻影响。
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渊源极深。申不害所强调的“术”，就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慎到强调“势”也是曾“学黄老道德之术”，而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老子倡导“君人南面之术”，《韩非子》的《主道》《扬权》有集中的展现，《主道》是指做君主的原则，这里韩非子吸取道家的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并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发展成为君主治国用人的原则。“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已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以及“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韩非子认为君主保持清净无为，使臣不能探测君主的心意，从而杜绝窥窃君权的欲望。同时还要用刑名之术考察使用臣下，根据他们的主张来分派相应的使命，则求他们做出应有的功效，体现“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同时在《扬权》中也有着具体的体现，写道：“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道不同于万物”君不同于群臣，韩非认为君主应该和道一样，以独一无二自居，高于群臣和百姓之上。这些材料都表明，韩非倡导的君主独裁统治，要“有道之君，不贵其臣”“一家不可二贵，一国不容二君”才能最终达到独裁专制的效果。
三、“术”的内容
“术”一般是指权术。但战国法家“术”论，它主要阐释的是如何维护与巩固君主最高权力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法家的“术”，其目标是专为统治者服务。法家有关“术”的探讨，实际上就是要从理论上总结君主控制群臣的手段，使这种政治上的手段具有理论上的支持。所以他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至于“术”，韩非子认为必须“术不欲见”，要“藏之于胸中”。韩非子认为只有这样群臣才无法猜测到统治者的想法，而可以“潜欲众臣者也”，暗地里操纵生杀，任免，考察大权。《难三》篇中说：“明主用术，亲爱近习莫之得闻”。即使君主最亲近最宠爱的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君主的驾驭之术。关于韩非“术”的讨论，总结出如无为术、听言术、制驭术、刑名术、防奸术、治奸术、用人术等等，以下分而论述。
1、 刑名术
刑名术，就是韩非所谓“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它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循名实而最终确定赏罚。它是针对“人性好利”而形成的驾驭臣民之术。韩非继承荀子“人性恶”的观点，他认为人人都有为自己打算的“自为心”。因此，君主可以利用这一点实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政策，达到驾驭臣民的功效。
韩非在《主道》、《扬权》、《功名》等篇中对形与名的关系做了大量的验证，例如，“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调和也。”“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特别是在《显学》中韩非说：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攻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在这些论述中，韩非一再强调了“重参验”的重要性.
2、用人术
韩非的“术”论中用人术也有重要的位置。即治臣、治奸、防奸、禁奸等用人策略，主要集中反映在《八说》一篇之中。韩非认为，如何用人对于君主的统治具有很大的意义。“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韩非的用人之术，“包括‘贱得议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程能而授事’‘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有贵臣，无重臣’等才能达到‘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从而使政事‘无失’。所以君主应该‘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在《奸劫弑臣》篇中，韩非对于防奸禁奸的具体方法也做了不少分析。如针对“奸劫弑臣”（指奸邪之臣、劫主之臣和弑君之臣），他主要提出了君主应以法术治国，“正明法，陈严刑”以致“霸王之功”从而实现理想的法治社会：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3、听言术
战国时期，纵横家四处游说，士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向各国君主兜售自己的政治思想。如何控制以及辨别他们的思想，避免君主权力受到侵害，听言术就是专门针对这一群体而提出的驾驭之术。首先，韩非认为，君主听言，一定要从多方面去检验多方面去了解情况，对大臣的言论行动进行分析解剖，汇合各方面情况，实际验证，判定其效。韩非提出了“决诚以参，听无门户”的主张，指出偏听偏信的恶果：“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君主只有注重以实际功效来检验认识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韩非还强调，君主要勇于听从逆言，“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此外，“听不一，则后悖于前；后悖于前，则愚智不分。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再次，韩非子还强调臣子要集思广益，有实际价值的言论，君主不被花言巧语迷惑，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督查言论的作用，考核他的功效，根据功效确定赏罚。这实际就把听言术和刑名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让“无用之辩不留朝”“朋党之言不口闻”，从而摆脱奸臣用言论来迷惑，控制君主的局面。
4、无为术
无为术，是韩非子借用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在韩非“术”中的具体运用。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将韩非的思想“归本于老黄”，就是针对这一点的详细解读。
君主采用无为术，目的是隐蔽起来用以观察臣子，君主既能利用臣子的智慧让他们各尽其才；又可以防止臣下窥测君心，控制臣下，防止权奸，朋党的产生和作乱，这样才能“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国乃无贼”。是以韩非在《主道》篇中特别提出：“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四、“术”与“法”“势”的关系
前期法家思想家们，分别继承发展法家的不同核心概念。例如，商鞅重“法”，申不害贵“术”，慎到尚“势”。韩非在吸收了法家先驱理论的基础上，使法、术、势三者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法家政治理论体系。韩非子认为“法”与“术”是“不可一无”的，如同鱼不能离开水一样，君主也不能离开“势”，而必须“抱法处势”，只有牢牢掌握和巩固政权，才能推行其“法”和“术”。
韩非在其著作中重视“法”和“势”对于驾驭群臣之术的重要性。法、术、势，只有在相互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缺了法支持，势就难以保证，术也不能够正常施行。缺了势，统治者难以推行法治，当然也就难以施行驾驭人臣的术。同样，如果没术，势可能成为臣子侵害的目标，法也难以正确推行。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韩非一方面吸收法家先驱的思想，另一方面对法家先驱思想方面存在的不足也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商鞅虽重法但不注意“术”，不能辨别官吏的“忠”“奸”，只能加强大臣的实力，以至于秦几十年还不能统一天下；申不害只重术但不注意“法”，结果导致新旧法令相反，韩国搞了七十年也未能达到霸主的地位；而慎到突出强调了势，却不能“知任贤能”，这在理论上也是重大缺陷。
“术”是君主驾驭臣下之术，但这种“术”的使用，也不能完全由君主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法”的制定，尽管要考虑君主的意志，但也不是按照每一个君主的个人好恶而随便改动的。因此，“法”在这里起到了最终的制约作用。这也是法家只能称法家，而不能称术家或势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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