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大背景的课题易建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将其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再次兴起的起源讨论比较，可以发现，在中国，是考古发现以及其他实证研究远远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理论探讨严重滞后于实证研究；在西方，则是理论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实证讨论。更有一个大的区别是，总体上，西方世界的研究是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进行的，我们在起源问题上的工作，却是相当孤立地进行的，尤其与西方学术界是相当隔绝的。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滞后，也许就是它的一个后果。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要想取得较大进展，首先需要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这就需要国际学术的大背景，需要我们不仅了解自摩尔根以来国外新的理论，同样需要我们了解别的地区相关相似问题的实证研究，否则容易形成坐井观天、闭门造车的局面。 比如说，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就是一个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中国材料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研究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不可回避而急切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我们知道，概念的问题，定义的问题，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事实，而是某一类所有的事实，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对某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定义，使用的方法首先是归纳的方法，而归纳首先需要搜集整理尽可能多的事实材料，如果不说全部事实材料的话。现在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又是自摩尔根以来一百多年世界范围内的新材料新成果，并且，许多仍旧是我们所不知道所不熟悉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革命性的发现。不研究这些新的材料新的成果，仅仅依靠一部一百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与中国材料，又怎么能够给文明与国家重新定义？不知道埃及、两河、印度、中美洲、南美洲的情况，在中国考古挖出某种东西，就断定挖出了文明，又怎么与他人对话，让他人信服呢？这是不是文明，首先要看，在世界其他地区，挖出这种东西，是否就是挖出了文明；没有挖出这种东西，是否就可以认定，那个地区的文明就还没有产生。定义的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前后左右进行对比，这不言自明。 具体落实到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标志问题上，举个例子，比如说，世袭制度的问题。根据摩尔根的理论，世袭与否，是平等自由的氏族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在权力制度方面的一个分界标志，因此中国学者许多人把夏启的世袭看作是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记得王和先生曾经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这十分有道理。单独来看，夏代的世袭制度确实与以前的举贤制度大不一样。但是，据此是否就可以声称中国国家形成了呢？恐怕还不能。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早期国家虽然常常实行世袭制度，世袭制度却决不是国家社会的独有标志，更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实行世袭制度。早在游团阶段部落阶段世袭制度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这谢维扬先生作过很好的介绍。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在一些地区，比如在希腊，有的国家的起源，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就是世袭“王”权的废除。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典。因此，把夏启的世袭当作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是否合适，恐怕还应该比较研究一下别的时期别的地区的情况，才能下结论。
又比如，城市，常常有许多学者把它当作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标志。但是，像斯巴达那样，在整个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在国家形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就没有城市，国家起源又以什么作为标志呢？ 文字也是如此。印加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人口一度达到数百万甚至更多，这个国家却没有使用文字。 还有规模。陶寺、二里头遗址，都有3百多万平方米，在那两个地方，估计曾经各有居民在3万左右。如果仅以规模来作国家产生的标志，把它们都当作国家，那就需要解释，当代大多数人类学家何以仍旧把夏威夷前殖民社会称作酋邦，而不是国家（当然，这并不是不可争议的）。夏威夷群岛面积约有6，446平方英里，在1778年，7个大的岛屿上共有20万到30万人口，分为4个大的酋邦，其中最大的酋邦人口达到10万。国家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规模，然而，未必人口达到多少万，面积达到多少百万平方米，国家就一定产生。反过来说，也不是达不到这种规模，就一定不能产生国家。在古代希腊，我们知道，许多城邦国家的公民数目在数千人甚至数百人。小国寡民这一现象当时如此突出，以至于希腊思想家们往往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多也不能过万人。吉尔伽美什时代的苏美尔城邦，公民数目一般大概也只有几千人。古代印度有关人口数字的记载，大多难以为据，但从不少材料中可以推知，诸共和国与君主国的人口数目，不会与希腊苏美尔一般城邦的数目相去太远。 关于阶级与国家起源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国外，许多学者，比如弗里德（MortonH. Fried），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是国家产生基础的观点，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重要的学者，比如塞维斯（ElmanR. Service），认为国家的起源与阶级无关。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一些看法似乎需要重新作些审视。比如，阶级一产生，是否国家必然随之产生。王和先生曾经提到，凉山彝族奴隶制相当发达，却无国家产生。这一现象就需要认真探讨。又比如，传统观点认为，国家起源的最初推动力，一定来自于一个社会内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阶级关系首先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我的老师廖学盛先生研究希腊罗马早期社会之后却证明，早期的奴隶主要来自于血缘关系之外。由此是否足以推论，如果阶级斗争的确是国家起源的基础，那么，早期国家产生的最初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一个社会内部的斗争，而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支持。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形态，也有一个重要问题，常常有人将大型建筑或者大型工程视作中国专制政治的标志物。可是，如何解释，阿兹特克的大型建筑与非专制政治并存的现象呢？这个国家的市政建筑与宗教建筑为世人所瞩目。它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在中国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国外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非专制制度，甚至有人明确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制度。比如具体来看，有人指出，在阿兹特克，一次挑选新王，王位侯选人可达20人以上；并且，挑选王位继承人的工作，有人认为是由所有贵族都参加的一个大型会议来进行的。 当然，不是说中国学者完全没有注意到国外相关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童恩正、谢维扬、王震中等人对酋邦之类问题的关注，即已表明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良好的开端。然而，也应该承认，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与近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原始社会和夏商周考古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相比，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何况，童恩正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介绍，无庸讳言，不仅很不系统，有的方面甚至不可避免地还有着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有的学者提出“酋邦王国”概念，就是一例。酋邦属于原始社会，王国属于国家社会，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酋邦是酋长所辖之区域的意思（chiefdom=chief-dom），王国是国王所辖之区域的意思（kingdom=king-dom），既是酋邦，就绝无可能又是王国。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糅合在一起，竟然这么长时间无人指出过其不当，这反映出我们与国外学术界依然十分严重的隔绝状态。顺便提一句，酋邦问题，牵涉到文明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道路问题，牵涉到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占有统治地位的摩尔根的理论，也即部落联盟等等理论，在我们以后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是否不经补充、修正、发展而可以继续简单套用的问题，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怕得承认，我们现有的摩尔根的理论，在解释许多重要发现的涵义时，比如陶寺大墓发现的涵义时，显得有些吃力；而国外学术界在相关的理论领域，自摩尔根以后已经取得了长足大步的进展，更能够解释一百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新的材料新的发现。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简单地将它们拒之于门外。 总之，我以为，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不能孤立地进行探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史学者可以单独完成；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讨论，却应该有理论工作者和外国史研究者的大力参与。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2001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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