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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上一次发大水是在什么时候？1963年。

44年前，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频频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们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区防洪排水标准”。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一个水患频频的北京

翻开北京城的历史，这座干渴的城市确曾有过湿漉漉的一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最北端，北与蒙古高原接壤，西与黄土高原毗邻。这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适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据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个月里，且丰水年雨量高达1406毫米，枯水年则只有242毫米。

这种气候再加上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为流经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羁放纵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无常，它常常裹挟着大量黄沙和泥土，一泻千里冲进北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横冲直闯。随着城市发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坏日益严重，泛灾年份逐年递增。每到这个时候，与永定河同属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纣为虐，同时发水，致使北京城里水患频频。

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的98年间，北京有48个年份发生了轻重不同的水灾，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述，当时中国正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缓慢过渡，容易引发水灾。到了明代统治的276年里，北京地区的水灾年份共有104个，平均每三年一次。从1644年至1911年，清代统治的268年间，有128个水灾年份，平均两年即有一次。清顺治十年(1653年)，“淫雨数月，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马河河水暴涨，“西山诸山水同时并涨，浩瀚奔腾，汪洋汇注，漫过两岸石堤、土堤，开决数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到了民国年间，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灾发生，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39年。听很多上岁数的老人说，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仍有较为严重的水患发生。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年代，防汛排涝救灾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头等大事。但从1959年的大雨过后，北京地区一连干旱了3年，直到1963年。

山雨欲来

人们原本以为，1963年会有个好年景。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刚把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生产积极性在郁积了好久之后，一下子从人们身体里迸发出来。路边也好，沟边也好，水边也好，忍饥挨饿两三年的人们在任何有土的地块上都种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拾边儿地”。那年老天爷也帮忙，雨水很足，庄稼长得好，四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

8月1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登载了一则小消息，标题是:8月中旬将有大雨。这条消息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大雨说来就来了。8月1日大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径由河南省南阳起，经许昌，到了河北省邯郸，路经区域都发生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开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雨量不算大，时而下，时而停，人们也不太在意。

8日一大早，北京又开始下雨。那阵子正值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干部也要参加劳动”的倡议，市属各区各县正在积极组织区县、公社、大队的三级干部大会，认真讨论学习。十渡镇的各级干部也都冒雨赶到县上开会去了。

雨沥沥啦啦地下，十渡山上开始出现小小的洪流，顺着山体缝隙汩汩地往下流。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组织，但祖祖辈辈居住在拒马河边的十渡镇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常年看天吃饭的农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们开始往高处的亲戚朋友家搬迁。

城里也是一样，雨下了一天。按照西城区德胜门附近松林闸水文观测站的记录，下午6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夜里12时超过100毫米。雨水不小，甚至冲垮了德胜门附近一段城墙，但总体态势还算平稳。

真正的危机，在于北京城里已是沟满壕平，蓄水量几乎达到极限。而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正趁着夜色，悄然袭来。

城、近郊区全线告急

入夜12时，雨量骤然增大。

松林闸水文站的雨线清晰地记录着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本走势平缓、徐徐上行的雨线突然间陡峭起来，仿佛被什么力量给硬生生地拽了上去，与原先的路径几乎构成了一个大直角。老人们说，从那时起，雨不是下的，而是倒的。到9日早上8时，松林闸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325毫米(24小时以内降水量超过200毫米叫做特大暴雨??编者注)。

但最大降雨还不在西城区，而在朝阳区。来广营地区24小时降雨量为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阳区气象站监测到的雨量为404.2毫米；酒仙桥为400.7毫米。

从8日早8时到9日早8时，北至昌平沙河、东至朝阳楼梓庄，包括整个城区在内的900平方公里土地上，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到300毫米。

城区、近郊区河道漫溢，全线告急。护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过历年最高水位。东南护城河水位超出附近地面1米，成了罕见的地上河。与护城河连通的93处下水道中，62处被水淹没。洪水顺着下水管道灌回下水口，一股冲劲居然把前三门大街的下水道铁盖顶起老高，而后甩在一边。

护城河以内，600公顷的积水面积无法下泄，就好像在城区里凭空添了三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面，积水深度达到0.3米至1.5米。天桥、永定门一带逢雨必涝，自然是积水重灾区。

据统计，城区和近郊区总共倒塌房屋11016间，危险房屋20913间。公房漏雨305222间，庭院积水775处，影响住户8067户，总计4万余人。

东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王府井南口、交道口、新街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永定门内大街、朝阳门内大街、广渠门内大街等城中心的几条主干道积水达半米以上。市内公共交通全部瘫痪，无轨电车自8日下午就停运，至9日上午仍未能开动。市内56条公交线路，全部停驶和分段停驶的有36条。

据说，暴雨时，正值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中南海接见某国青年代表团，车队行至新华门附近时再也无法前进，最后不得不出动警卫部队将车推进新华门，才使接见照常进行。

护城河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长河从白石桥到西直门桥全线漫溢，动物园被淹。幸亏，动物园的排水系统比较好，大水很快就从虎山旁边的出水口流走了。

莲花河的河堤决口，洪水围困住市商业局所属的马连道仓库。莲花河北岸的居民，住房被莲花河洪水淹没，许多人只好打着伞站到了马路上。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

战洪图

面对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

8日下午，房山紧急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让在县里开会的干部回去指挥抗洪抢险。但拒马河、大石河水位已开始猛涨，拦住了干部们回乡之路。北京铁路分局紧急调出一辆混合列车，却派不出列车员。当时19位刚到北京的石家庄车务段列车员正在公寓休息，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冒雨出发，将临时列车开到周口店。600多位干部和赶去抢险的人通通上了火车。

翻开当年的《北京日报》，8月9日第2版头条新闻标题是：紧急行动起来，迎战暴雨洪水。

此时，房山已经动员组织起5万多干部、群众，先后加固、加高堤埝110余处，长达1.3万米，安全转移305户、1390人。朝阳区政府抽调力量，在威胁城区安全的南护城河左安门、东护城河东直门两个险段现场成立抢险指挥部，组织了100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分别筑起两条400多米长的土围堰，挡住了将要漫溢的护城河，保住了城区。

《北京晚报》8月9日头版头条大标题:雨大斗志高，奋战不辞劳。2版标题:英勇战洪流风格高尚，昨天大雨中佳话频传。字里行间，透着千军万马战洪图的激情与豪迈。各行各业的人们坚守岗位，谱写出一曲雨中赞歌。

永定河出现4年来最大洪峰，河水急速向下游倾泻，7名水文哨兵坚守在岸边，数小时内发送一百余封水情电报。

马连道仓库被水围困，商业局的干部职工奋战一昼夜，用了3000多条沙土袋，将88栋库房门堵住。

天桥煤场的工人刘宝棠冒着雨给35户居民送去了3800斤煤球和120斤劈柴。

连接海淀与青龙桥电路的一根电线杆被水冲歪，北京供电局配电工区检修一班工人坐着抢修车直奔海淀后街西口，而这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9个小时。

地下阴沟又脏又臭，但北京印刷厂的职工顾不上考虑，直接用手掏挖，积水被排走，7万多本教科书就此保全下来。

近郊农民冒雨赶了十多里路，将12万斤蔬菜送进菜站，他们知道雨水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早就把有斑点、质次的菜全部挑拣出来留下自己吃，把好菜运进城。

当位于清河镇的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围时，解放军空军某部两个单位的军官、战士和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的干部、学员近1000多人火速赶来，坚持奋战五六个小时，才把老人们送到安全地带。

9日上午10时左右，暴雨逐渐小了下去。处于上游地区的河水、积水开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区反倒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楼梓庄是朝阳区流水的下端，地处温榆河、坝河和北运河之间，地势低洼。

9日下午，几条河流全线漫堤，楼梓庄地区的5个村子和一个农场全部被淹，交通断绝。

10日下午 5时左右，北京空军部队一架运输机起飞，载着1200多公斤熟食和药品，朝着楼梓庄飞去。这些熟食是东城区食品加工厂和朝阳区7家饭馆在短短两个小时就准备好的，朝阳区卫生部门送来了药品，王府井百货大楼送来塑料布包装药品，粮食局送来麻袋包装食物。

准备分洪

大雨中，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比在雨中抢险的人还要紧张。

当时，在木樨地以南、会城门那里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二层小楼。小楼二层北边房间是行政办公室，中间是电话总机房，南边的几间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处河道管理所的办公地点。

北京城近郊区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条: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它们的小支流有30多条。每到汛期，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调配，从哪里排，排多少，都归河道管理所负责。

李裕宏当时28岁，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各处水文站观测到的雨情和水情通过一条条电话线，迅速汇集到管理所。这些数据就成为水闸是开是关的重要依据。水闸的一开一关、一升一降之间不仅关系着水势，更关系到河道两岸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记得1959年水灾中发生在右安门闸的那场冲突。当时为了保住右安门闸以东的东南郊工业区，西来的洪水被右安门水闸死死挡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区农户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乡民们不干了，举着铁锹就凿开了水闸。后来还是市领导赶来做工作，才将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1963年依然危机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点点地涨，高碑店闸也跟着一点点地提高，下游的压力一点点地增大。完全顾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闸的水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31米。“如果超过31米，河水就会淹了东郊热电厂。全北京供电当时全靠它。”幸运的是，在距热电厂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时候，高碑店闸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渊潭闸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来，没有分洪。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标准

如今，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迹，不过，它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过后，市规划局、设计院、勘测处、河湖管理处等部门的130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在城近郊区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现时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御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温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区内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凉水河、清河、坝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对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旧建筑、临时性低标准建筑阻水严重。据调查，市区河道上有桥梁255座，发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里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游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许多地区的下水道还是明清时修建，出现问题自然是在所难免。

根据调查的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规划，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标准。

按照规划，拟定用1963年酒仙桥一带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为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这个标准相当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标准，则按照彻底解决1963年暴雨时城区的积水问题，拟定城市河道排水标准采用20年一遇的频率，相当于6小时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直至今天。

这份“规划报告”还提出了城区防洪系统工程，一共分了五期。一期工程开始时，北京特意从天津调来了“北京号”挖泥船。大铁船已经运送到京，就等着重新组装，好正式开工。这时，“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滞下来。

1974年，北京市给中央打了报告，将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并从中央得到了6亿元资金和物资的支持。1975年开始，北京疏浚了坝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护城河向坝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间，先后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万泉河、小月河，以及北护城河。

百分之一的可能

4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海河也再没发过大水，这与全球气候大背景关系很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变暖的影响加剧。北京地区从1981年至2000年的常年气温平均值，要比1951年至1980年高出1摄氏度。降雨量则与此成反比，下降了10%。

1997年以来，北京持续干旱。

2005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变“防汛”为“迎汛”。

但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会再遇到大雨成灾的情况？谁也不敢这么担保。而如果真的迎来“63•8”那样的大雨又会怎么样？专家们表示:情况会比1963年更糟糕，因为那时的北京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建筑物，也没有这么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两小时暴雨。每小时降雨量仅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区交通大瘫痪。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华桥下水没车顶，三环此路段双向交通因此中断4小时。这也是继8月1日晚以来今年北京市第二次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正使我们这座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北京市水务局的老专家刘延恺认为，现代城市必须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现城市型洪水。

1963年那场大雨西南低涡直接穿过北京的天气条件非常少见，百年不遇。但是，专家们也说，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几率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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