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臣济济，仅唐太宗在凌烟阁挂像旌表的功勋卓著者就有24位，而长孙无忌被列在首位。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可能算不上最突出，但却是太宗的

　　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与其他功臣相比，长孙无忌既是一个忠心谋国者，也是一个潜心谋身者，唐太宗曾评价他“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以韬晦见长的人，既尽忠于君又有功于国，且深明全身之道，最后竟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而被流放和赐死，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善谋全局肯背黑锅

　　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李世民青年时南征北战，屡次陷于危难也是长孙无忌所救。而且，太宗终其一生，对长孙皇后都怀有十分感激的心情。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兄妹感情又很深厚，太宗爱屋及乌，当然也就格外信任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充分发挥了太宗对他的信任和作为内戚的身份之便，对太宗提了一些别人所不能提的建议。加上他本身的聪明才智，这些建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他成为贞观朝的第一功臣。

　　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由于谋反被诛杀。太宗为此痛苦不堪，甚至几度“自投于床”、“又抽佩刀欲自刺”。在另定太子的“家事”中，作为亲戚和第一重臣的长孙无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且富有才华，在朝臣中声望颇著，唐太宗曾私底下答应李泰要立他为太子。李治是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从才具看，均处于劣势，但长孙无忌却一再请求立李治为太子。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李泰而主张立李治呢？

　　晋王李治生性仁弱，而魏王李泰则聪明绝伦，善于以才学取悦太宗，并招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纷投其门下。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心腹。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

　　而且，长孙无忌熟读经史，经历隋亡的乱世，深知治世刚刚开创，君主太聪明也不是件好事。隋炀帝本身就自幼聪明善辩，但他多智多欲、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不仅群臣难以辅佐，也容易成为国家民生之蠹害。若李泰得立，他很可能会改弦更张，但其才器和君德又远不如太宗，结局极有可能危及“贞观之治”的成果。在舍李泰而立李治为太子这件事上，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恐不能执掌社稷，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像自己一样英俊果断的三子吴王李恪为太子。李恪文韬武略高人一等，朝中和民间立李恪为太子的呼声都极高。根据史实李恪并没有和李承乾或者李泰争夺太子之位，对皇位并没有强烈的欲望。太宗比较欣赏这个天生贵族的儿子，长孙无忌则一再反对。太宗问：“你这么反对，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恪儿聪敏多才，英勇果敢，很是像我。再说他将来是否会倚仗你们长孙家，也很难说啊！”长孙无忌回答说：“李治仁厚善良，是个守成之君的好人选。选储君这件事至关重要，怎能朝令夕改？举棋不定很容易输棋。”在长孙无忌看来，守成之君并非一定要有才华，却一定要像汉朝文、景二帝一样仁顺。唐太宗只好作罢。

　　后来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案事发。他们希图减轻罪责，蓄意攀扯吴王李恪，长孙无忌将错就错除掉了李恪。天下都为李恪感到冤屈。长孙无忌在这件事上自是难以保全清白之名，但为了消除后患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而不惜背上这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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