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拯救中国命运的撤退

●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是卢作孚凭借一己之力,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

1940年5月底至6月初,德军悍然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英法当局精心策划与实施,用9昼夜时间将33万联军人员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抢运到英国,为日后反攻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是,早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在中国的川江航线上,就已经上演了一出同样伟大的大撤退,并在1938年10月底达到高潮。就在地处长江三峡的宜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2013年初,我们从重庆出发前往宜昌,寻访当年大撤退的痕迹。

在一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在清晨抵达宜昌。招了一辆出租车往市区走,一路上,我们与司机闲聊起来。司机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也很健谈,但是对于我们的问题,他却显得有些茫然。“宜昌大撤退?不是很清楚哦。”

“大撤退的遗迹和纪念物?应该没得了吧。”

“卢作孚?没啷个听说过。”……

汽车在滨江大道上行驶,车窗外,掠过的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城市。出租车司机的话或许并没有错,在不断的城市改造和建设之后,现在要在宜昌寻找一些几十年前的战争留下的痕迹,实在是太难太难。

但是,忘却那段历史,却是不可能的。

“种种方音如鼎沸, 俱言上水苦无船”

两平方公里多的宜昌城,已经被挤爆了

自古以来被誉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在1938年10月,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从1937年起,沿长江向大后方涌去的人流,装运西迁厂矿的设备,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在长江三峡的大门前拥塞着,等候乘上能运送他们进川的大马力小船。这种船,只有民生公司的24艘轮船和2艘挂法国旗的外轮,以及沿江的木船。

逃生,成为难民们的惟一期望。而生与死的分界点,就是宜昌。1938年10月,在武汉会战即将结束、国民政府即将放弃武汉的时候,这股拥往宜昌的难民潮达到了高峰。根据1938年武汉失守后的一次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达到了3万多人。

面积仅两平方多公里的宜昌古城被挤爆了。

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他当时在宜昌苦等7天也没有找到一张入川的船票,而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不少人找不到住处,只有露宿街头。

面对此情此景,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而和难民一起急需进川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根据民生公司《新世界》杂志1944年5月刊载的一份报告:“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我军退守,宜昌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此外,还有近80家企业的机械制造、化学、电机电器、食品、造船、印刷、纺织等器材、设备,也在武汉会战期间陆续通过轮船和木船运到宜昌,堆积在长江两岸的码头上。

最要命的是,此时,还有40天左右,长江上游便要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也就是说,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和物质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民生公司的24艘轮船,单艘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要完成这批人与物资的抢运,需要一年的时间。

怎么办?绝望的情绪,蔓延在宜昌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有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 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会场内外一片欢腾,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原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卢作孚研究学者朱复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红星路上的招商局大楼。这里以前是英国太古洋行,也是目前宜昌保留不多的抗战时期的建筑之一。

我们进得楼去,在一楼的会议室里,桌椅古朴而整齐,“这里原来是轮船公司报关的地方,卢作孚就是在这里指挥的宜昌大撤退。”朱复胜介绍说。

这座幽静的老建筑,在1938年战火纷飞的时候,一度却是混乱与无序的代名词。

1938年10月23日,当卢作孚抵达宜昌时,眼前的糟糕情形令他大吃一惊。各轮船公司从大门口到每个办公室,都挤满了交涉的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全力应付,根本没时间办理运输。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而在沿江的码头上,堆积了10多万吨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

在所有人的头脑都一片混乱的时候,只有卢作孚保持着清醒。据卢作孚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文中说,“面对这种混乱局面,父亲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

当天晚上,卢作孚召集了所有在宜昌的民生公司员工开会,就是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合理、而又紧凑的运输计划--

分三段运输,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物资或在三斗坪或在万县卸下;船只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

第二天早上,卢作孚将所有需要运送物资和人员的单位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亲自向大家宣布了自己的运输计划:“请你们放心,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此言一出,会场内外一片欢腾,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难童率先登上“生命之舟”

凭借一己之力,卢作孚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

当时到宜昌的人流中,有一批由战时儿童保育院(该组织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在宜昌设有难童接送站)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数千名。谁也没有想到,在宜昌大撤退最高潮,率先登上“生命之舟”的,就是这批难童。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由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数百名孤儿难童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船边岸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紧张有序的抢运,就此揭开序幕。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深情回忆。

加上川江上游由卢作孚临时组织起来的近千艘木船,整个大抢救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当时发表的一篇名为《重庆的水陆空联运》的文章中形容了这一场景:“当时川江宜渝航线上,真是千里舢舻,联帆接舶,十分壮观。”

此时的卢作孚,在凭借一己之力,全力打通全中国的“生命通道”。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艘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而在深夜时分,他还要亲自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

几十天时间下来,卢作孚累得脱了相。

但是,一切辛苦劳累都是值得的。

1938年12月上旬,当江水低落到不能进行大规模运输的时候,宜昌码头上的候渡者已经全部运走,堆积的货物也已经运走了2/3。惊心动魄的40余天的大抢运,就这样胜利结束了。

“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为保证战时运输,民生公司损失惨重

其实,从1938年10月底到12月之间的这40多天,只是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最精彩的一个乐章,一个最高潮。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事实上从193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1940年宜昌沦陷。

抗战爆发之时,卢作孚站出来向全公司宣布:“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民生公司的职工,也正如卢作孚所言,人人“努力做一员战士”,在滩险水急的航道上,在日机随时的空袭之下,他们用血汗和生命守护着这条大撤退的“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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