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前，清王朝连出昏招

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清王朝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长期存在的对日文化优势，蒙蔽了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的眼睛，对于日本露出来的不轨野心，清朝朝野弥漫的是“好好教训一下日本”的声音。虽然当时一些人已经摸到了清王朝衰弱腐败的脉搏，但是几乎没有人预测到，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输得会如此狼狈。本文选取了甲午海战前清朝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事件，看清王朝如何在骄傲自大心态的驱使下，在军事外交上接连留下败笔，并被蓄谋已久的日本借机抓住了把柄。

傲慢看待新生日本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一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开始认真审视世界，然而他们注视的重点是西方列强，并不是日本。历史上一直以来的文明高位，滋养了中国人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一般中国士大夫把日本称之为“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这种傲慢的态度造成了对日本的了解不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这么重大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国朝野的关注，知晓者则心怀蔑视地批评这是一个朝令夕改、改变风俗、荒唐无稽的儿戏般的政治变革。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掠夺清王朝白银50万两，暴露了侵略野心，但是却没有引起清政府高度的警惕。当时，有很多出版物，如《日本杂记》讽刺日本是“东头西脚，西脚东头，不成东西”。甚至有人大肆鼓吹征日论，帮助日本恢复幕藩体制。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此评论道：“当时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似乎毫不关心，它同列强和平共处，丝毫没有觉察到正在强大起来的日本。”施阿兰还继续评价李鸿章道：“他可能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和必要设备的中国人。他却宁可一直躺在骄傲自大上面，轻视可能存在的敌人，满足于幻想中的强大与丰富的资源。”

史料记载了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当时清朝的心态。1876年1月，年仅30岁的日本驻清国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途经天津，满身西式装束的他拜访了53岁的李鸿章。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森有礼答道：“对外来事物的取舍并无他人强迫，完全是我国人民自己喜好的事情，故没有丝毫羞耻之处，我国古来极力吸收和采用亚洲、欧美及其他各国的长处为己所用。”李鸿章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长崎事件”加剧日本反清情绪

清朝不仅在思想上鄙视日本，在实际行动上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日本“宣示国威”。这其中，“长崎事件”在清日关系史中极为敏感，堪称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线。1886年8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战舰组成的舰队，在朝鲜海域演习完毕后，受命于8月1日抵达长崎，名为维修战舰，实则宣示军威。8月13日，数名登岸购物休闲的清朝水兵在丸山游廓寄合町的贷座敷妓院楼内，和日本巡警发生斗殴。15日下午，约300名水兵上岸购物休闲，已经积怨的清朝水兵与日本巡警再次发生冲突，直至引发了200余名水兵与更多当地日本人、巡警之间的群殴。最后调查统计，日本巡警死亡2人，伤26人，北洋水师水兵死亡5人，伤44人。

长崎事件是清王朝宣示国威的意外插曲，事件最后以两国间互相赔偿了事。事件最终以双方的妥协而不是清廷的单方面退让收场，让一些人认为这是清廷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外交胜利。但是长崎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日本当局挑动下，日本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日本民间升腾起一股“清国威胁论”，日本媒体形容北洋舰队的到来，堪比江户时期美国舰队的黑船来航。仅仅围绕定远舰，日本国内就出现过《不如归》、《不沉的定远》、《第二的元寇》等数部小说，宣扬勇敢的日本海军如何去击沉定远舰，连一些懵懂无知的儿童也玩起打定远、镇远的游戏。

1887年3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敕令“立国之急在我海防，一日不可迟缓。”皇室专门拨款30万日圆作为海防捐款，半年之内从首相伊藤博文到各地贵族、富豪、大名，为海防捐款已达200万日圆，日本政府还发行超过了1700万日圆的海军公债。日本提速了1884年制定的海军建设十年计划，经过了8年发展，海军实力实际已经超过了北洋舰队。

此外，长崎事件中还产生另一个恶果——清朝的情报大门被打开。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在打斗现场，偶然拾到了一本北洋水师水兵丢失的小字典，小字典中的汉文字纵横两侧，标注了0-9不同的小数字。日本情报部门立刻判定这是清军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通过分析这些汉字与数字，初步掌握了破解清王朝密码的基本方法。为了彻底破解密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故意设圈套，提供给了清王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一份汉字书写的长度适中的政府文书。次日日本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公使馆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利用这一汉字内容完全知晓的电报，仔细研究，终于破获了清王朝公使馆的密码。

这一秘密仅仅为佐藤爱、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有限几个日本人知晓，直到伊藤博文被刺杀30年后，随着伊藤博文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此事。令人惊讶的是，对情报工作麻痹大意的清王朝，在此后的外交、军事事件中，甚至包括以后的和谈过程中，竟然没有更改密码，清王朝机密的军事外交信息长期被摆在劲敌眼皮底下。

为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秘密授予佐藤爱三等勋章和养老年金的特别奖赏，后来佐藤青云直上，曾经担任7年的日本驻美大使。

点燃战火的“金玉均暗杀事件”

甲午战争，除了中日两国外，朝鲜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朝鲜问题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甲午战前，清王朝在朝鲜仍公开实施援朝抑日的政策，这其中“金玉均暗杀事件”，再一次被日本利用起来。

金玉均是朝鲜近代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最为著名的身份是朝鲜开化党的领袖，与日本关系亲密，1882年至1884年间曾三度赴日本考察。1884年他领导开化党联合日本发动的甲申政变昙花一现，被清军镇压，不得不逃亡日本，成为朝鲜主政者闵妃等人的仇敌。1894年3月，闵妃派出的刺客洪钟宇，以重金诱使金玉均在上海与清王朝官员李经芳会晤，骗得金玉均来到上海。在上海美租界的日本旅馆内，洪钟宇破门而入，连开三枪枪杀了金玉均。

日本政府多次派人想引渡洪钟宇，运走金玉均尸体，但都被拒绝。清王朝一直支持朝鲜压制国内的亲日势力，为此特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洪钟宇本人以及金玉均遗体送回了朝鲜，朝鲜不仅在杨花津刑场将金玉均的尸体凌迟暴尸，还处理了金玉均家族。这一事件令日本朝野上下颜面无光，恼羞成怒，纷纷谴责日本政府的软弱。

5月20日，日本议员犬养毅等各界人士约2000人在东京浅草寺举行金玉均葬礼。葬礼上众人声称将金玉均遗体运回朝鲜是对日本极大侮辱。随后，“征清论”等宣传在日本媒体上被连日渲染，日本政府和民间在挑战清朝上逐渐形成一致。在日本，很多人也把“金玉均暗杀事件”与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共同视为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 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 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 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

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 “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但问题是李鸿章根本不想打，要保船，战争中如果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消灭日本舰队，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全部灭掉，根本不必要再买什么新舰艇。流行的观点是清朝如何腐败，如何不给钱买好弹药，把罪名都加在慈僖头上，现在把这些谎言都揭穿吧。

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

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ress, 1967, 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ress, 1967, 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136-139、343、152、164页。

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

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李鸿章和他的亲属们在日本间谍被抓住了，却释放了他们。联想到丰岛海战，方伯谦逃跑时先打白旗再挂日旗，方的日本旗是哪里来的?是否战前就受了日本的收买?

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战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以基督教名义开始的邪教组织，对中国造成了惨重破坏，文物毁坏无数，人口死亡上亿，也同时削弱了清朝对地方的控制，军队各自为战，也就是私兵。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左宗堂就是爱国者，他收复了新疆，还有赵尔丰扩大了西藏的版图。但遗憾的是李鸿章即不是左宗堂，也不是赵尔丰，李鸿章始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国家，他的海军没了，但他的陆军却大致保存下来了，他的实力还在，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凭借这些实力差点当了中国的第一任总统，遗憾的是光绪和慈僖命大没死，他的美梦破灭了。

但是，一个李鸿章倒下去了，千百个李鸿章站起来了。袁世凯成功让清朝和平退位，更多的“李鸿章”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战斗，这就是波澜壮阔的民国时代，日本入侵了，继续内斗，只有百团大战时除外。民国50年的结果，从清朝晚期可以制造万吨轮船，到50年代的一穷二白。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不断扩大。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在制造甲午的谎言，在散布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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