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杖责”洪秀全一事，向来被认为杨秀清借势欺凌、羞辱天王的重要证据，是导致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的起因之一。
　　
　　中国的历史观向来讲统序，既以太平天国为宗，宗主自然为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借代天父传言，综理朝政，乃至于要“杖责”天王，显然有点犯上作乱之嫌，“天京事变”的罪责自然要落到杨秀清头上。过去一些太平天国的史书对于此事，均批评杨秀清。其实分析一下原始资料，从其荒诞言词的背后，我们多少能读出一些真相。
　　
　　有关此事的经过，记录在太平天国印书《天父下凡诏书》第二册中。该书原藏巴黎，因缺封面，刊印年份不详，所记事情或在1855年间。
　　
　　事情经过大体这样。十一月二十日礼拜之辰，北王领各官到东王府议国事。会议散后，东王回殿，天父突然下凡，教训女官，然后令女官召北王，要传话东王：“尔主天王性气太烈，……主宰天下，皆要从宽。譬如女官，在天朝佐理天事者，多是不明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处，务要悠扬教导，海量宽容，使其心悦诚服，天事方可周理。若是严性过甚，未免其方寸多乱，不知如何样作法方能称旨。”“天父”又命将在洪秀全“天朝”的女官杨长妹、石汀兰、大小朱九妹四人暂不理事，或调到东王府。
　　
　　北王赶回来后，东王府女官便向他传达“天父”口谕。这个口谕是必须转达天王洪秀全的。于是，东王、北王分别坐轿去洪秀全的“天朝”。将到天朝之时，北王韦昌辉又接到来报，东王杨秀清正在“安福”（即天父附身）的状态。北王慌忙赶到杨秀清轿前下跪，向“天父”请安。“天父”遂命引驾进朝。洪秀全得报“天父”驾到，急忙步出二朝门迎接。“天父”怒对天王说：“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北王及朝官一起下跪同声说：“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天父”大声说：“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官表示愿意代受杖责。“天父”不允，洪秀全只得说“小子遵旨”，即俯身受杖。“天父”遂说，“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所以并没有真的打洪秀全四十大板。）在下令让上述四名女官“安享天福”之后，随即“回天”去了。
　　
　　接下来，东王杨秀清就将“天父”在东王府内所说的话向洪秀全作了汇报，大体上是四点意见，第一，要加强对幼主的教育，“不可任其心意所向”。第二，要“使臣以礼”，下官禀事，或是或非，必须要容他讲完，切不可因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以致惊恐出错，“日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第三，慎用死刑，以后要将死罪案件一律移交东王府“细心严查”之后再启奏天王“御照处决”。最后是将四女官由“天朝”调出。杨秀清还表示，天王有过，诸王有分担之责。
　　
　　整个事情扑逆迷离，不明所由。但从杨秀清的处理意见来看，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幼主淘气，女官报告天王，不料天王迁怒女官，甚至吓以处死。杨秀清在议完国事之后，便借“天父下凡”来料理洪秀全“天朝”家里的屁事。开始杨秀清想批评一下洪秀全，把女官调离了事，但在途中思考了一下，认为此事十分严重，一是幼主的举止行为关乎“天国”的未来国运，二是动辄责骂下官，致其恐慌不安，怎么能管理好国事？三是天王掌握生杀之权，如此用权，岂不会造成许多冤死鬼？要让洪秀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要借助“天父”的愤怒，让洪秀全完全听从他的处理意见。
　　
　　杨秀清的四点处理意见，就是放在今天来看，可以说十分周全。“天父”要“杖责”洪秀全，不过是执行家法，从伦理上并不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以洪秀全对女官的暴戾做法，也实在不成体统。一个“天朝”内的家事搞成如此局面，他治理国事的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杨秀清借“天父”的名义不断削弱洪秀全的权力，我们不从“野心家”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有另一个判断。
　　
　　有些史家把这件事单纯地解释为杨秀清羞辱洪秀全、“霸占”洪秀全的女官，这种读书的方法，有点把自己的见解强塞到史书中去了。这件事，明摆着洪秀全不对，不像个“国君”的样子。没有“天王老子”这个幌子，在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谁敢教训天王洪秀全？纠正他的错？洪秀全此后对杨秀清动了杀机，不就是不要听那“天王老子”的教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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