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当时(日本)陆军能破译国民党军队密码的80%，但对共产党的密码几乎不了解。”

蒋介石一再指责余程万的求援电报，“这种电码敌人必能翻译”

1943末的常德会战，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月余，全师伤亡殆尽;但因最后关头未奉指令，突围而出，致常德沦陷。蒋介石震怒，欲施严惩;军政各界，则颇有余程万的同情者。该年12月7日，在陆军大学做讲演时，蒋介石曾对学员们详加解释他为什么要严厉惩处余程万。其中一条理由是：

“最后二三天，他从城里，时时发无线电向各处所求援，报说粮尽弹绝，无法支持等等恐慌危急的形状。你们要知道，这种无线电码敌人必能翻译出来的。他一看你守城主将这样胆怯，那敌人就是要退却亦再不退却了。由此可知常德之战，真可以说是功亏一篑!”①

对于余程万最后数天频发求援电报一事，蒋介石可谓耿耿于怀。次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肯定“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苦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的同时，再次强调“他在守城时候的表现有二点最不好的地方”，第一点就是不该频发电报求援：

“他在守卫常德的期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不仅打无线电报给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甚至连番不断的打电报到各方面。须知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的更要积极的来进攻，不肯罢手了。本来敌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如果攻不下常德，就准备撤退的，后来延长到十一月卅一日仍旧攻不下来，他已经决定放弃攻城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炮兵、辎重早已纷纷向北后撤了。但从廿八到卅日的三天，我们守城部队如此发电乞援，将我们城内空虚慌乱的情形，完全暴露给敌人知道，因此反而增高了敌人的勇气，加强了敌人决心，一定要攻下常德达其目的!如其不然，为什么敌人占领常德不到几天，他又自动的撤退呢?

“这对于我军是一个极大的教训!以后任何部队，如果奉令守城，就要立定决心，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本身，援军如果能够适时赶到，这只能算是意外之事!须知天下决没有上官坐视部下危亡，不去救援的道理。事实上援军能来，就一定会来，根本用不着你向上官求救;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独立固守的决心，一旦被敌人包围，就到处乞援，这样不惟表现我们将领的胆识不够，人格堕落，而且无异于将自己的心理与内容告诉了敌人，鼓励敌人来攻击我们。所以大家以后乞援的电报，千万不可拍发。与其拍发乞援于友军或上官的电报，反不如发电报报告我军死守的决心及士气旺盛的情形，来安慰上官和友军，使友军增援更为迅速积极，且可使敌军看了落胆，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么?”②

在陆军大学和南岳军事会议这样高规格的演讲中，蒋介石一再强调余程万频繁的求援电报，定会被日军破译，进而将这种频发的求援，视作余程万“表现最不好的地方”。这种说辞，究竟是一种强词夺理呢?还是当日的一种客观现实?

蒋的这种担忧并非无因，日军确实能够破译大多数国军密电码

抗战期间，日军确曾破译诸多国民政府的密电码。汪伪情报系统骨干丁默?，抗战胜利后接受审判，其辩诉状就曾提及：“被告自三十二年(1943年)起，曾将敌方侦获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迭次报告中央，请求掉换密电码，因而一面减少中央各方抗战工作之巨大损害;一面因密电泄于敌方，致抗战志士被敌杀害者甚多，及接被告报告，调换密电码，始无杀害。”

丁默?的这一辩护，得到了包括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中组部专员林尹、中统驻沪专员嵇希宗、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等多人证词的证实。如赵冰谷称：“当时敌伪设有侦察电台对吾中央无线电截取寻译，印有《侦讯》专册一种(不定期印出，大约三五日一册)。该丁默?历将此项专册秘密送来检阅，当即随时摘报军委会办公厅暨陈部长立夫，俾便另编密码，免为敌伪窃发，确是事实。”④再如嵇希宗称：“敌方根据截获之中央电文，编有《上海渝方之党务活动》及《华北渝方之党务活动》二厚册，亦经丁默?于三十四年春设法偷出供给本人。”⑤

由上述关于丁默?的辩护词和证词中，所提及的“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侦讯》专册”、“《上海渝方之党务活动》及《华北渝方之党务活动》二厚册”等信息，不难窥见，日方所破译的国民政府密电码规模甚大。至于该规模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可参考日本史学界的统计——1940年前后，“当时陆军能破译国民党军队密码的80%，但对共产党的密码几乎不了解。”⑥

如此，当不难理解为何蒋介石会坚定认为余程万的求援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也不难理解日本学者在谈及“百团大战”时，会认为“方面军被攻其不备的原因是欠缺对共产党军队的情报、谍报活动。”⑦

至于1940年前后，日军在破译国、共密电码方面的成果差异，主要是投入资源的悬殊所致。不过，有了“百团大战”的教训，“中共方面的密码虽然极其严密，但经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春约以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终于破译成功。”⑧反观国共两党对日军密码的破译，则乏善可陈，一如池步洲所言：“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⑨这种技术差距，无疑也是抗战至为艰难的关键因素之一。

红军胜利居然靠杨虎城将军递送的绝密电码

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等一个个成功，其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俗称“空中耳目”。这里记叙的“耳目之功”便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

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着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

经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萧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所言不虚。

其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都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最终，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38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而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虽然，最后这份密电码消失在了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之中，但它的历史功绩却应为我们后人所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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