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第一农民陈寿六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就成了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到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据说这个顾英不但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且“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三个人，把顾英绑起来，手持最高领袖朱元璋编写的《大诰》，来到南京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大略相当于今天几千块人民币，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
然后，最高领袖将此事通报全国并予以表彰。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于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对其“族诛”，杀他全家！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受到我的表彰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不过，陈寿六若有什么过失，你们这些地方官员是没有权力作出决断的，必须将他宣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
文件的末尾，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这个陈寿六可真是太伟大了！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对朱元璋负责、只接受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
陈寿六之所以敢于把官员捆绑起来到京城告御状，关键在于他手上拿着的《大诰》。
洪武十八年，最高领袖朱元璋颁布亲自编写的《大诰》，要求全国人民必须做到人手一册。在《大诰》里，最高领袖这样号召他的百姓们:省府州县各级官员，如果胆敢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钱财，准许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联合附近的乡民，一起到京城来告御状，我将给予惩处；同样，各级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也准许百姓们来京向我汇报，我将给予奖励。朱元璋随后又补充道:如果好官被坏人诬陷，百姓们有权力直接向皇帝提出申辩。
不过，这一号召在澄清吏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似乎相当有限，所以，朱元璋的政策在洪武十九年又出现了大幅度的激进，他破天荒地宣布:在大明帝国内部，任何人都可以冲进衙门，把他们认为不称职、不满意的官吏抓起来。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断案徇私舞弊，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把这些官吏们抓起来扭送到京城；同样，如果有人强买强卖、收税此多彼少、受贿放纵罪犯而栽赃良民的，都允许百姓们直接把他们抓起来。朱元璋还说:这些害民的官吏们如果逃回了老家，邻居、亲戚们知道了，也有义务立刻将其捕获。
号召老百姓造官吏们的反，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朱元璋不是唯一的一个，但绝对是第一个。
朱元璋考虑得很周到。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弹，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百姓们去京城。所以他又宣布:凡是进京上访的人，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治以死罪！他还说:百姓们捉拿吏员，官员如果敢阻止，我就诛灭他全家。
说得到，还要做得到。洪武十九年，嘉定县农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诰》，到京城状告本县民兵首领杨凤春祸害百姓。路过淳化镇的时候，遭到当地巡检官何添观的刁难，当地的民兵马德旺则向他们索要钱财。皇帝获悉此事，下令将马德旺枭首示众，砍掉何添观的腿，还说:“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今后还有谁敢这么干，他们的下场就是榜样！
不按标准做农民的下场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许多日常细节里，朱元璋都为他的农民考虑得相当周到。《大诰续编三》里，朱元璋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对各级官吏们说:“各司府州县，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农民，官吏不许下乡扰民，只允许拿差牌到农民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农民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捉来之后，必须询问他为什么没来，我担心这些农民可能只有夫妻二人，为了生计而出门劳作，或有急事不在家中，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我的农民的罪过；如果对他们加罪，实是你们在虐待我的农民。”
基于这种“感情”，在朱元璋看来，不想做大明朝的农民的，也绝对不是大明朝的良民。
皇帝在“红宝书”里给全国人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田县的几个不愿务农的百姓，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可能是想合作干点别的什么营生，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族诛各家的成年男丁，妇女小孩则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全家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不想做农民的，不是好百姓；不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不按标准做农民的，也不是好百姓。
镇江当地有个大贪官韦栋，伙同当地的一些小贪官和社会游民，祸害镇江地方已有多年。镇江的百姓没有按照“红宝书”指示的精神，去捉拿贪官韦栋，反而听任他在镇江无法无天，直到这个贪官被朱元璋亲自发现。朱元璋在诏书里说:这些百姓不执行我的指示，没有把韦栋抓起来送往京城，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处罚，罚款之外，还要把他们赶去搬石头砌城。皇帝语重心长地劝诫其他百姓:“他们有的家产被我罚得精光，直至家破人亡；没去搬石头的就被我处死。百姓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与其这样获罪，何不依照我《大诰》里的指示，把恶吏抓起来送到京城来呢？既可以受到奖赏，还可以在本地获得一个良民的美名。你们只要依朕的话去做，太平世界马上就会到来了。”（《大诰续编》）
没做成朱元璋的农民
和陈寿六这样的成功者比起来，那些积极响应最高领袖号召过了头，打着“朱元璋的农民”的旗帜，最后却被朱元璋砍了头的农民，在数量上要多出许多。
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亲口对帝国所有百姓讲述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却被金方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被勒索了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继续诬陷潘俊二是祸害百姓的豪强，大摇大摆地将其绑到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豪民”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不知道怎么着，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给识破了（这可能跟朱元璋早年的磨砺有关，在这些方面他经验比较丰富），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也是在《大诰三编》里，来自嘉定县的另一个案例要更加意味深长一些。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害怕事情终究会败露，最后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劫。曹贵五得到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个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三人。沈显二提出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把他绑起来，决定把他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事情还没完。四个人进了京城，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沈显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设计逃跑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顾匡给绑了起来。
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回答说:“顾匡本来是我们最早捉拿的人，沈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沈显二随后也追了上来，我等遂将他当作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而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沈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绑了来。”
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干脆全部枭首示众。
我爱的农民不爱我
朱元璋忽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境地。在《大诰续编三》里，他终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百姓真是太奸诈顽固、难以治理了！（“民有奸顽难治者如此！”）
他说:“过去那些地方基层官吏，动不动就借口公事，下乡扰民索贿，老百姓被他们残害至极，却惧于官威，没地方申诉，也不敢申诉。为官者理应为百姓服务，有冤伸冤，有枉理枉，如今那些不法官吏，却大肆虐害我的良民。所以前面编写的两本《大诰》，严禁官吏们下乡，也不准司法部门派人下乡直接抓人，有公务需要老百姓配合的，只准发放差牌去召唤；三发差牌，还没有来，才准许派人去捉拿。”
可是结果呢？
他太失望了:“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司法部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做‘害民豪强’押解到了京城。”
文件里，皇帝苦口婆心地对百姓们说:“百姓们，我站在你们那边，但你们也要懂得自爱。今后凡是我的良民，只要接到差牌，不要问究竟是什么事情，只需要赶紧前往衙门。如果到了衙门，发现是官吏们故意刁难、残害你们，那时候再到京城上访，我必然给你们一个公道。唉，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呜呼！是其难治也。”——唉，治理天下可真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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