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边悠喜子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女士，但她与中国、与中国军队、与中国人民之间却有着一种特殊而奇妙的关系，因为人们都说她是一位参加过中国解放军的日本老兵。

12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1941年，年仅12岁的悠喜子随母亲来到辽宁本溪市同父亲团聚。当时她的父亲在本溪的一家日本煤矿公司工作。在来中国之前，悠喜子对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并不了解，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12岁，还只是个孩子。直到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段时间以后，在她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才让她感到了越来越好奇。

当时的东北仍处于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当地的报纸将中国共产党诬蔑为匪，报纸旁边经常会有一块地方记录着今天杀掉了几个共匪。年幼的悠喜子感到很不解：共匪到底是什么?红色的鬼子是什么?为什么每天都杀掉了那么多匪徒，却还有那么多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与日本人作对?

而且，悠喜子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打骂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威风?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这么贫苦?为什么日本人会对中国人随意打骂?悠喜子想不通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去向父亲讨答案，结果父亲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回答了她：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这个回答让悠喜子更加迷惑。在疑惑和不解中，时间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

一口锅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

1945年12月，她在辽宁省本溪市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那一年我才16岁。”山边女士用汉语向记者娓娓道来。“其实，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部队都来过我在东北的家，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参加人民解放军呢?这与一口做饭的锅有关……”

“国民党的部队经过我家时，向妈妈借了一口锅，说好了部队走时要归还，可后来锅被砸了人也走了。后来，共产党的队伍也来了，一位小战士跑来向妈妈借锅。看到他衣服非常破旧，想来锅是还不起了，于是妈妈找了家里最旧的一口锅给他。过了一个多礼拜，这位小战士来还锅，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跑了。妈妈打开锅盖一看，锅里还放着三根胡萝卜。当时的条件很艰苦，解放军战士们却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了我们，这令我们全家人特别感动。记得爸爸当时就对我说：‘你一定要参加这样的部队!’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尽管战场环境非常恶劣，时刻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战友们同甘共苦，一起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困了累了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唱歌，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等等，这些歌曲激励和教育了我，让我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成长、进步。现在，我已经快80岁了，每当唱起这些歌曲，我仿佛又回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中。”

在部队一晃就是八年

回想往事，其实，初到部队，悠喜子并不适应，因为虽然之前学过一些简单的医疗卫生知识，但仅限于书本，毫无“临床”经验。为了在短时间内上手工作，她就向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女护士长及身边有经验的医护人员讨教。她学会以后，还教给当地的妇女。这些妇女学会以后，就义务做起了农村的医护工作。

每当一场战役结束之后，就会出现很多的伤员，病床和医护人员都很紧缺，悠喜子她们就把伤员简单的包扎以后送到当地的农民家中。其实农民也不是很富有，家里也只有一个被子、一个炕，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接治伤员。农民是部队的子弟兵，大家都互称兄弟姐妹。平日里，也经常会有农民到部队里来，帮助部队扫地、挑水，做饭……虽然很辛苦，但是这些农民却非常高兴。同样的，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部队又会反过来帮助农民，军人会走进田间，帮助农民一起做农活。

一开始，悠喜子对这种情况非常好奇，因为她对日本军队有一种恨的感情。他不明白中国军队和老百姓之前怎么能如此“打成一片”?直到有一天，她自己真正学习了“三项纪律八项注意”后才焕然大悟。部队里的干部还经常告诫大家：我们的部队是小，没有群众的帮助什么也办不成，我们战争也不会胜利。如果你做了群众不愿意的事情，违背了三大纪律，会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至此，悠喜子才终于明白了，当初的那个小战士为什么能干干净净的把锅还回来。

悠喜子在解放战争开始后随部队移迁，她所在的部队从本溪一直打到广州，一路上，悠喜子亲眼目睹了以中国农民为首的老百姓多么地支持解放军，悠喜子随部队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受到热烈的欢迎。本来以为只是几个月就能回家，可是部队里吃得饱，生活也快乐，悠喜子觉得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直到中国解放后，上级决定让她们复员。1953年3月，已有八年中国军龄的悠喜子终于坐上了返回日本的渡轮。

回国后继续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回到日本后，悠喜子并没有把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忘却，相反，她时常会想起这段不寻常经历中的点点滴滴。曾经，悠喜子亲眼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虽然日本已经战败，但是战争遗留问题在之后的很多年内都没能解决，而在日本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真面目了解的人并不多。于是悠喜子辞掉了工作，开始四处搜集资料，潜心研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战俘劳工问题、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细菌战问题以及慰安妇问题。几十年来，她乐此不疲，奔走于日本的各个城市，向日本民众传递历史的真相。

后来，悠喜子与同伴一起成立了“731部队展览实行委员会”，到目前已在日本举行了几十次有关日军731部队罪行的展览。此外，她还翻译了《日本的中国侵略和毒气武器》等书，向日本人讲述了中国人的受害情况。尽管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干扰，还是有60万日本人参观了山边他们办的展览。

目前，悠喜子在集中关注中国劳工起义而被杀害的“花冈事件”，对事件中心人物耿谆在日本的损害赔偿官司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并亲自到中国看望耿谆老人。

面对记者她说：“在与中国学生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变得年轻了。中国养育了我，能够为她的发展多做一些事情，是我的追求。”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文章摘自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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