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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看凤凰卫视曾子墨采访香港奇才倪匡，但见他大腹便便、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入镜头。仅比我大两岁的他，让我吃了一惊：这老兄怎么老成这样？莫非像当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万历皇帝说的那样，是被“酒、色、才（按：财文是财，我看倪匡非财迷，稿费丰厚，也不缺财)、气”掏空了？但随着采访的进行，倪匡对答如流，实话实说，思维敏捷，嘻嘻哈哈，我这才感到，眼前的倪匡还是那个口无遮拦、幽默风趣、神采飞扬的倪匡。老的是容颜，不老的是那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曾被视为“反共作家”

1988年初，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一位不肯透露姓名者赞助了一笔巨款，金庸先生赞助了10万港元。我说的“史无前例”，并非夸大其词，武侠小说??尤其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式武侠小说，尽管拥有众多的读者，但从来没有举办一次国际讨论会，把武侠小说置于学术殿堂，由专家、学者于学术层面加以分析、评判。应邀到会的有美国、法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多位学者。大陆赴会学者有冯其庸、冯育楠(已故)、胡文彬、冯统一等。但他们办入港签证相当不顺利，以致会议结束后才赶到。我呆的机关是“大庙”??正部级单位中国社科院，院外事局的同志办理出国签证非常有经验。因此，我准时到会，成了大陆代表中的独行侠、“任我行”，有了与赴会学者及嘉宾交流的较多机会。

早就听说过倪匡的大名。以前我已来过香港，我院“情报文献中心”的港、台报刊不少，我常去阅读，知道倪匡是位文学奇才，一天能写一万多字小说，同时为几家报纸写小说，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就说我吧，没人说过我笨，下笔千言，不打草稿，但要我每天抄一万字，绝对受不了，更别说写一万多字的小说了!他以卫斯理笔名发表的几十部长篇科幻小说，天上人间，千奇百怪，想象力的丰富、诡异、瑰丽，着实让人惊叹。我记得研讨会的第二天上午，倪匡风风火火地赶到会场，坐下来就大声说：“我看了学者们的论文，也听说了发言情况。你们太严肃，太正经了!武侠小说是写给读者看了玩的，他们看了开心就好，哪有那么多思想性、学术性?我也写武侠小说，从来就没有想到那些。”他的这番话，真是语惊四座，让我辈冬烘一愣。我立刻问身边的《明报》记者林小姐：“此公是谁?”她小声说：“倪匡先生。”我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会议期间，有几次宴会，我曾与倪匡多次交谈，听他滔滔不绝、出语惊人的妙论、宏论。

倪匡曾被目为“反共作家”，他的作品在大陆被封杀(按：近十年来，他的科幻小说己在大陆出版)。我确实听他笑着说过对中共很刺耳的话，但我也听他很严肃甚至感叹地说过：“啊，大陆搞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共产党；台湾已经政治民主化，中国国民党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民党。海峡两岸都有很多新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我以为，倪匡的这一看法是理性的、客观的。倪匡常去台湾。他说，多年前，国民党有位将军曾邀请他去谈写剧本事。此人很阔气，手枪是镀金的。他要求倪匡写国、共打仗，甚惨烈，最后国军大获全胜，共军落花流水。倪匡忍不住说：“戏怎么能这样编?你们大获全胜，共军落花流水，那么是谁把你们赶到台湾了?”这位将军一听大怒，竟拔出手枪来，倪匡立即从他家落荒而逃。倪匡笑着说：“国民党的一位老将军，就这个水平，让人哭笑不得，还扬言反攻大陆，亏他想得出!”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一件事：10多年前，我在从香港返京的火车的软卧席内，与一位台湾退伍的国军老营长聊天。此公安徽人，70多岁，满口金牙，准备去内蒙探望战友。他跟我说：“什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根本没有的事!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我老家大别山里转来转去而已。”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一位将军，一位营长，如此水平!

“你应当叫倪无匡”

宴会上，只要有倪匡在场，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说话，天南地北，海内海外，“荤素不挡”，我们常常听了大笑。我清楚地记得，在金庸豪华的家宴上，倪匡痛饮威士忌，喝完一瓶就对金庸夫人说：“小二，拿酒来!”查太太立即就拿来一瓶。他感叹地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喝的酒了!”一边饮一边说：“我是台湾一位大酒商的代言人，广告片在电视台放过很多次，我过台湾海关时，工作人员立刻就认出我。有一次，一位朋友一定要我写一副对联送给他，我大笔一挥：“喝酒要论好歹，做爱不遗余力。”金庸微笑着说：“那你就不遗余力好了!”冯其庸忍俊不禁地说：“你哪里是倪匡啊，应当叫倪无匡。” 倪匡听后大笑。倪匡还说起，他曾经与台湾一位女友打得火热，结果被其夫告上法庭，很狼狈，幸亏他的好朋友琼瑶给他献策，赶紧躲到美国去，官司一拖，不了了之。他依计而行，果然平安无事。我心想，倪匡真是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恐怕中国文坛上，没有比他再襟怀坦荡了!

当然，倪匡一本正经说的有些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听了一笑置之而已，料想其他在座文友亦如是。例如，他说他的好友古龙并非病死，而是被人谋害：这个凶手的暗器，是套在手指上的，能飞速旋转。又说他去台北奔丧，在古龙的棺材盖上，凿了个小孔，将一瓶XO打开，放在一个支架上，酒瓶打开，呈45度倾斜，酒刚好一滴一滴地透过小孔，滴到古龙的嘴巴里，好让他死后仍有好酒喝。这样离奇的情节，倪匡似乎不是在跟我们讲往事，而是正在写着武侠小说，无人质疑，扫他的兴。我想朋友们都心照不宣，默想：“我辈是何等人哪，老兄说的分明是小说家言嘛!”

香港才是真正的家

倪匡并不是恃才狂傲、目空一切的妄人，他对朋友是真诚的，金庸就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与倪匡第一次见面时我还是副研究员，但他没有怠慢我。在金庸的家宴上，我与倪匡紧挨着入席。当戴着很高白帽的厨师送上鲍鱼时，金庸说：“我在北京，赵紫阳总理请我吃饭，也有鲍鱼，但那是渤海湾的，这个鲍鱼是泰国的。”倪匡马上问我：“王先生，你知道这只鲍鱼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两千港币”。这让我吃了一惊!当时我的月工资才几百元人民币。(按：后来我在香港用金庸先生预付给我的稿酬3000港元，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日本原装东芝牌冰箱。金庸“预付”云云，客气话而已，他知道大陆我辈均穷儒也，担心我们在香港缺钱花)接着厨师又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燕窝粥。倪匡很客气地把他的一碗也让给我，说：“这是真正的泰国燕窝，一小碗五百港币呢，你都吃了吧。”这使我感受到了倪匡的真诚。香港的大名人都不用名片，金庸、倪匡都如此。倪匡随手撕了一张纸条，给我写了他的家址，这张字条，至今我还保存着。我请他挑一本他的杂文集、一本科幻小说寄给我，他说：“一定。”我回到大陆后，过了两个多月，才收到海关转来的倪匡杂文集《皮靴集》、小说《蓝血人》，《皮靴集》里夹了几十张海关检查时的纸条，但终于还是给我了，没有没收，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礼尚往来，我随即给倪匡寄去我的作品。1992年，我的一本杂文随笔集出版，给倪匡寄去，不久却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该址无此人。我以为他搬家了。所幸我很快应邀到中文大学历史系演讲，朋友们告诉我，香港街头，有一名右派记者被人打死，本来是个刑事案件，与政治无关，倪匡却很担忧香港回归后他的安全问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去了。我想，这是隔膜的悲哀。但2006年，倪匡又举家返港定居。在接受曾子墨采访时，他坦承自己当年对回归的看法和预估是错误的。当然，他回香港也是为太太考虑，说：“她住到美国后，像一朵花蔫了，而回到香港后，这朵花又水灵了，像水浇过的一样。”我真为倪匡高兴!

我的小姨子从美国来，送我一瓶威士忌。此刻，是北京宁静的春夜。遥望香江，我举起酒杯，默默地祝福：倪匡老兄，别来无恙乎?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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