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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2月至5月，红军东征突破黄河天险，在晋西北和晋南地区，兵分数路，长驱直入，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晋军30多个团，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的巨大军事胜利。

对于东征胜利的意义，毛泽东在1936年5月14日至15日于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高度概括，即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以后有关的研究论著也大都据此立论。毛泽东是红军东征的决策者、亲历者和实际统帅，他的总结概括无疑正确。但是，毛泽东的总结概括仅仅是就军事战役的角度而言。对于一名务实的革命家和军事统帅，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他在战役刚刚结束之际就预言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首70年前作为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东征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危急走向坦途、从低潮走向高潮特别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转折的历程时，我们有必要揭示红军东征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

红军东征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可以用两个“标志”来加以概括，即：标志着由土地革命求发展向以抗日求发展的政治战略的转变；标志着由经营西北向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中共以抗日求发展的战略思想应该说始于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但开始付诸实践或曰在军事上得到体现则是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并随后进行的东征。东征一开始行动就是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出师的，1936年2月17日发表的《东征宣言》，4月5日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和东征结束之际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无不是以抗日为旗帜和口号的。所以，东征不仅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是积极抗日和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宣示，是中共以抗日求发展政治战略形成的标志。

关于东征的第二个标志性意义，我们主要是想强调它在中共新的地缘战略即进军华北的军事战略（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阐述这一军事战略对中国革命地缘战略转变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寻机进入河北或察绥。也就是说，红军的战略目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进军山西，第二步是如果条件许可再进军河北或绥远、察哈尔，以“开赴抗日前线”。关于这一点，红军出师的《东征宣言》就公开宣布“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并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东征期间，毛泽东一方面指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另一方面也说：“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因此，红军东征既是一次以在山西境内创建根据地为目标的战役行动，也是一次以华北为方向谋求发展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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