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明处于大分裂、大动荡、大融合背景下，赋旅游以更多精神依托的隐逸旅行和宗教旅行。青城山、龙虎山、五台山、峨眉山等佛道名山和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于是一方面是世人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和人生短促的感叹以及以人生为主题的哲理探索和玄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的畸形发展，作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兼有的旅游，遂成为逃避现实、对抗黑暗和遥寄情感的最好场所。这就丰富了旅游内涵，形成了以老庄道家逍遥游为主、儒家“比德”为辅、道儒互补的旅游指导思想；以及以浓郁的思辨、宗教和抒情色彩和旷达风流等为特点的旅游风格。
建安军旅与魏晋玄游从建安年间到正始年间的羁旅征戍与建安文学密切相关，从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风格来看，作者的羁旅生活多为军旅征戍活动，且行壮志深，蕴含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建安文学的代表，即“三曹”、“七子”的文学作品，也是军旅活动的代表。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写景抒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堪称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作。曹植等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
历史
而悠隐林下的魏晋玄游起自魏末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成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不过其游风不一，其中以阮籍、嵇康的玄游最具特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玄游风格。
追随“竹林七贤”玄游山水，几乎成为时人处世避祸、对抗黑暗现实的一种“手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陶渊明等。其中陶潜的《桃花源记》成为中国旅游文学史上的经典佳作。
风流倜傥的南朝山水玄游东晋玄游总的来说是重思辨，追求玄理。南朝玄游则注重赏心悦目的官能享受，即以追求赏景的审美快感为主，以客观感染主观，激发游赏者的情感。这一时期玄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谢灵运、鲍照、谢彤、吴均。
谢灵运18岁袭封康乐公，21岁任军队文职官员，随军走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游遍了那里的名胜古迹。
出身经历与谢灵运有些类似、诗又受其影响的谢眺，也是旅游史上必须记叙的代表人物。他的游风虽不像谢灵运那样肆意邀游，但也曾“东泛三江，西浮七泽，契阔戎旃，从容宴语”。
沈约则在《悲哉行》中说：“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是目前公认“旅游”一词的最早出处。
踏山勘水的北朝览胜之游郦道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游记作家，同时又是北朝最著名的旅行家。郦道元自幼热爱山水，他在行游中尤其重视对山西境内的汾水、汶水、晋水等的透彻了解。于是，发现前人地理著作中或有错误不实，或过于简略，决心以亲历目睹之山川水系、风物、胜迹。为《水经》作注，厘正前人的讹误。
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地理著作，也是一篇文字优美、写景生动、引人入胜的山水游记文。
北朝另一部旅游文化著作是《洛阳伽蓝记》，它是杨街之踏迹揽胜洛阳，尤其是佛迹寺庙盛衰面貌后的追叙之作。
开宗求法之释游佛教经历三国、魏晋传播，到东晋南北朝时空前流行起来。天竺佛教各派大都传入中国，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译过来。南北各地广修佛寺，释游活动频繁，僧尼人数大增。
中国旅游史上的释游，最早可追溯至“永平求法”和译经师东来。
历史
东晋时，中国出现了众多的佛学巨子。如支遁、释道安、慧远、竺道生、竺法汰等。他们不仅在译经传教研究佛教理论方面取得辉煌成果，而且，通过自身的释游活动，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释游内容与活动形式，树立了释游楷模，在中国旅游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释游的另一大方向是西行求法。据《出三藏记集》，率先释游西域、天竺等地，寻访佛典取经的中国僧人是朱士行。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三月，62岁的法显前往印度寻求戒律和三藏（经、律、论）。后来，法显根据14年释游见闻著《佛国记》，是对他经历的30余国佛教发展情况，人情、风俗等作了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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