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关于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为此，秦始皇所花的时间、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样去想象都可以。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历史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坑儒。 历史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按：此次历时九个月） 历史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当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阳”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陆梁地”，前213年之“筑长城及南越地”（《正义》谓“戍五岭”。《通鉴》作“处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宫的同时还有“除直道”以及徙民丽邑、云阳之举。 历史
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情况如何？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汉人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东巡中做了些什么？记得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琅琊台下之类。这好像是“现场办公”一样，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个长期的边患，秦始皇两次巡视北边以及发兵“击胡”、修长城等等，取得了一段时间“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顺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问题，史书记载因此而派蒙恬发兵击胡。《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说，“胡”是“胡亥”。我看这个说法有问题，卢生等人奏录图书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边之说，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还有6年，当时胡亥只有十四五岁，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还有始皇“怒”扶苏也是前212年的事。卢生前215年预言胡亥亡秦，恐怕是东汉郑玄的臆想。
第三，秦始皇为巩固统一的操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许他没有来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谪戍南岭”的记载却是确凿的，较早的记载还有《淮南子?人间训》、《淮南衡山列传》等几处更具体的材料。《通鉴》综合记述说：“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代初平南越”，这应该是一个大手笔。
平南越的问题，和以上论述的其他问题一样，其中自有功过是非值得评论。仅以“徙民”一事为例略作分析：当时的“徙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复不事十岁”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实新县之类；另一种情况是“以谪徙民”或“徙谪实之”，包括“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还有“谪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等等。戍五岭、筑长城是如此，作阿房宫、骊山也是“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除了对赘婿、贾人的歧视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说是各种罪犯和有过失的人，这或者反映刑罚太滥，使罪犯面扩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后来的南越王赵佗（原为真定人）就是当时到南海去的，“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也许是个带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发配”、“充军”，这种前有先例后世也沿用的办法，其利弊当然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总之，秦始皇在最后十年，做了那么多大事，应该说是颇有建树的。有人说他“建树中包着破坏”，“善行中蕴着恶德”，事实已如上述，可以作具体分析、评论。
当然，在最后十年的大事中，还有修宫殿和修骊山墓的内容，这虽然是历代帝王都有的行为，但由70多万刑徒分作，规模确实不小，与北逐匈奴、南戍五岭、筑长城、修驰道、通直道等加起来，兵徭役之重确实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不过，具体分析也有可注意之处：首先是修宫作墓者明确指为刑徒；其次，虽然已出的“秦俑坑”规模确实不小，但宫和墓是否如后人所描述的那样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虑的，考古学者对阿房宫的实地调查，应该说不会像夸张描述的那样；再次，阿房宫之类的工程是否都最后完成了，也是成为问题的；最后，始皇在使用劳力方面也不是毫无顾忌的。例如，“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滑稽列传》）作这些具体分析，或者可以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总评价有些帮助。
至于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种种政策、措施的具体分析，也当如此。重新审视汉人的记载和评论，在鉴别史料的基础上，作具体、再具体的分析，或者有利于秦史乃至整个秦汉史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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