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构成一个时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消亡的时期，它的各项政治制度也具有新旧社会交替时代的一些特色。认识这些特色，对了解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演变，是很重要的。

历史

　　（一）春秋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侯、伯、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齐、晋、秦、鲁、宋、卫等国君称“公”或称“侯”，郑国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４８２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而称“吴伯”，参加盟会①。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淫名”的化外之人。

　　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国君是拥有相当权力的，这主要表现在：

　　１．国家大政方针的决断权 历史

　　春秋时期，各国政策的决策方式是，先由大臣议论，最后裁断于国君。如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５８５年）晋国打算迁都。大臣们在讨论中，都主张迁到郇瑕地（今山西解县）去。晋景公听了大臣们的讨论后，未表态就回后宫去了。当时任仆大夫的韩厥跟随在后，景公就问他的意见，韩厥主张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这正合景公意，晋国于是迁都新田。大臣的建议采纳与否，也在国君。像宋襄公自不量力，想接替齐桓公作霸主，他的弟弟任大司马的公子目夷劝他说：宋国是小国，去争夺盟主，只会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结果遭到惨败②。齐景公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刑罚苛严，晏子趁景公生疾之机，要他不要崇信鬼神，要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鬼神的保?。齐景公高兴，于是下令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免除债务）”③。这样重大的国政，国君一高兴就可作出。直到春秋晚期，宋国的国君景公不上朝同大臣议政，他的决断由宠臣大尹传达给主事的六卿去执行。大尹从中上下其手，六卿的议政不上传宋景公。景公的决定大尹私自篡改，从中弄权。六卿明知大尹从中搞鬼，也拿他无方①。大尹之所以能有此法力，是假国君的权力。可见春秋时期，国君对国家的大政一般是拥有最后决断权的。　　２．对官吏的任免权

　　国内官吏的任命、罢免，甚至逐杀权，皆握于国君的手中。管仲在齐国改革时，就要求齐桓公“慎用其六柄”②，这“六柄”就是国君对臣民拥有生、杀、贫、富、贵、贱这６种权力。所谓“贵”就是擢拔为高官，给以厚禄，也就“富”了。“贱”就是罢免其官或降格使用，收回或削减其俸禄，也就使他“贱”而至于“贫”了。晋悼公即位时（鲁襄公元年、公元前５７２年）只有１４岁，当他被晋国大臣从周王都接回晋国，准备立为国君时，也知道要求这一权力。关于此，我们在前面已做过叙述。他进入国都还未举行即位仪式，就“逐不臣者七人”。他正式登位后，“始命百官”，革除弊政。任命魏相、士鲂、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士渥?为大傅，右行辛为司空等。从而使晋国“官不易方，爵不?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护③。晋悼公虽然少年即位为国君，其官吏的任免权还是握于他之手。 历史

　　春秋晚期曹国君伯阳，喜欢打猎游玩。曹国有位乡下人名公孙疆，也喜欢打猎。他抓到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曹伯于是同他谈论打猎的乐趣，大受赏识。因而谈论到治国，很中曹伯心意，曹伯于是当即封他为国相，“使为司城以听政”①。这位乡下猎人，一下飞黄腾达起来，是出于曹君的任命，使他“贵”和“富”起来。

　　国君对大臣的罢免、诛杀之事，在春秋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像晋国的大贵族?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既富且强，而政治地位也显赫，?氏一族就出有３个卿，所称的“三?”，都被晋厉公诛杀。?氏先知厉公要攻杀他们，??提出用族武装进攻国君，?至坚决反对，说：“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并提出“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的为臣原则②。

　　春秋晚期，鲁国的国君大权旁落是有名的，权柄落在“三桓”手中，特别是季氏长期执国政。鲁国君的失权，主要是国君本人长期无作为，自甘处于休闲状态。晋国的史墨就说这是由于“鲁君世从其失”③，即鲁国君代代纵其淫乐安逸的结果。像鲁昭公这样的国君，当他在一些贵族支持下，想对季氏加以惩罚时，季氏也不敢公然相抗。如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的士兵攻打季氏，季平子逃到台上，并向昭公请求说：“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昭公不同意。又请求将他囚禁在费邑，以察清罪行，昭公也不同意。最后请求带着５辆车，流亡到他国去，昭公还是不答应，鲁昭公一定要把季平子杀掉灭族。由于孟孙氏和叔孙氏认识到，若没有季氏，这两家的处境也会危险。兔死狐悲，于是孟孙、叔孙两家率领族军支援季氏。而鲁昭公的士兵却都拿着箭筒盖蹲在地上饮水，孟孙、叔孙两家援军一攻，昭公的士兵就被打败了。鲁昭公在兵败后，子家子还劝昭公不要出走，他说：“意如（即季平子）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是昭公自己执意要跑到国外去①。所以昭公的失权，大部分责任在他自己处置不当。

　　即使是一些被赶下台流亡国外，后来在国内大臣支持下复位的国君，对支持他的大臣，也可任意诛杀。我们在前章中已指出，卫献公被孙林父逼出国流亡，他在外流落１２年后，在大臣宁喜的支持下返国。在卫献公回国的第二年，就把宁喜杀死，并全面追杀宁氏的余党，宁氏一族被灭②。卫庄公蒯聩在姐孔伯姬的支持下，胁迫他的外甥孔悝，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跑，登上国君位。他上台后不久就把扶他上台的姐孔伯姬和孔悝流放出国，把在国内的大臣赶出国外，要他们也尝尝流亡的滋味③。像吴王夫差诛杀大臣伍子胥，越王勾践诛杀大臣文种等等，都说明春秋时期，国君对官吏任免所拥有的权力。

　　３．对军队的控制权

　　国君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权在国君之手。春秋时的军队有国家军队和贵族的族军两种。贵族的族军力量不小，像晋国?氏“其家半三军”，就是说?氏的族军，有国家军队人数的一半。楚国的■启疆说晋国韩氏、羊舌氏两族有“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乘④，即拥有９００辆兵车。春秋最大的战争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兵车才７００辆，齐晋?之战，晋国出动兵车也只有８００辆，可见私家军事力量的规模。当然，凡军队，在对外战争中都由国君统帅。晋景公八年，晋国的?克请求国君晋景公出兵进攻齐国，晋景公不准。?克又“请以其私属”①，即请求用他?氏家族的私人武装去进攻齐国，晋景公还是不准。?克立即报仇的打算没能实现。可见，无论国家的军队还是私人的军队，都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将领带军出征，要得到国君的批准，才有兵权。

　　４．对后嗣的废立权

　　春秋时期国君的继承制度，仍然是遵循商、西周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即国君正夫人（法定配偶）所生的长子。这种继承制度，被当时人们称为“常法”，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继承制才是“顺”。但是国君却有权打破这一“常法”，选择自己中意的人为继承人。像晋献公，本立有申生为太子作为他的继承人，但献公后来宠幸骊姬，于是就诛杀了申生而立骊姬所生的奚齐为太子②。宋国的宣公把国君位传给他的弟弟公子和，即宋穆公，而不传其子与夷。穆公死时，不把国君位传给儿子公子冯而传给宣公子与夷③。这种传位法，全凭国君自己的主张。吴王寿梦有４个儿子，他想把国君位传给小儿子季札，季札的三位兄长皆不反对，只是季札不愿接受，才由长子诸樊继了位。诸樊为了能使季札当上国君，以完成父志，兄弟们于是决定实行兄终弟及制，兄弟相传，最后就该轮到季札。像齐国君灵公在选立继承人上，就更自主。齐灵公（公元前５８１—前５５４年在位）本已立公子光为太子作为国君的继承人。灵公十分宠爱庶妾戎子，戎子未生子，而戎子与灵公的另一妾仲子要好，仲子生有子名牙，托付给戎子照顾。戎子在齐灵公面前要求立牙为太子，灵公满口答应。牙的生母仲子倒还识大体，她认为“废常不祥”，就对灵公说：公子光已立为太子，又无过失，并“列于诸侯”，已经通报了各国，若废光另立，就是“以难犯不祥”，这样你一定要后悔的。齐灵公却对仲子说，立谁为太子“在我而已”，哪管国内大臣、国外诸侯国的舆论。于是将太子光外放出国都到齐国的东部地区，立牙为太子，并让正卿高厚作他的傅，辅佐牙①。“在我而已”，确实道出了此时代国君对后嗣废立拥有的权力。

　　当然，国君的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贵族强宗势力膨胀，国人势力抬头，国君的权力就受到来自贵族和国人两种势力的制约。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在互相争夺霸权，兼并弱小国家的同时，国内贵族也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兼并弱小家族和掠夺民众的过程中强大起来。春秋时贵族都在国家政权中担任一定的官职，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②，“弃官则族无所庇”③，就是当时贵族形成和存在的条件。这些贵族是从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君的子弟。周代实行“亲亲”制，即多任命国君的亲戚子弟担任要职。像鲁国的“三桓”，是鲁桓公的３个儿子之后。郑国的“七穆”，是郑穆公７个儿子之后。宋国的“六族”，是宋戴公、庄公、桓公、文公、武公、穆公之后，华氏、乐氏是戴公的后代，鱼氏、向氏是宋桓公的后代。卫国的宁氏“七世卿族”，是卫武公的后代。齐国的高氏是齐文公子公子高的后代，国氏也是公族之后；贵族的另一来源是功臣之后。如齐国的管氏是管仲之后，鲍氏是鲍叔之后。晋国的赵氏、魏氏、范氏、狐氏等，皆出自功臣之后①。这些贵族们，不但他们自己身居要职，他们的亲戚子弟也担任重要官职。担任官职就有俸禄，春秋前的官俸是土地，即所谓的“大夫食邑、士食田”。食邑称为采邑或封邑。封邑名义上是属于国家的，国君可以收回，封邑主只有食租税权，而无治民权。但在实际上，封邑主与封邑的关系已是一种不可分的主从关系，贵族往往依凭封邑的力量同国家政权对抗。像晋国的栾盈封邑曲沃，在栾盈被赶出国多年后，还偷偷潜入曲沃，召集曲沃的民众打到国都②。卫国的孙氏封地在戚，孙林父在被卫君攻击时，他竟以戚邑投奔晋国③。

　　这些世家大族世代为官，把持国政，在各国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政局。致使春秋后期政权下移“自大夫出”，像齐国的庆封，郑国的伯有当政时，出现“国迁朝”，即他们的家成了国家的朝堂。但是这种贵族专权，并不是贵族“共政”的一种“民主”形式。所谓“共政”是有一定的议政形式，以多数决的方式。而春秋时专断国政的贵族，都是处于执政、卿相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今日的国务总理。他们的专断，与国君的专断只是形式上的下移，而不是性质的差异。当然，由于贵族抬头，也对国君权力起到限制和削弱的作用。

　　春秋政治史上另一特色是国人阶层活跃。国君或贵族权力的得失，与国人的向背关系甚大。所谓“得民心”，即是指要得到国人的支持。鲁昭公和三桓斗争的失败，就是国君失民的结果。当时子家子就说鲁国君“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①。楚国的令尹子常听信费无极、鄢将师的谗言，杀了得民望的?宛，国人不满，“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在沈尹戌的劝戒下，子常将费无极和鄢将师二人杀掉，灭掉他们的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②宋国的国人在城中追赶■狗（狂犬），■狗跑进贵族华臣家中，国人跟着进去追打。华臣以为国人来攻打他，十分害怕，急忙逃到陈国避难③。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国人的力量，从而引导到有利于统治方面去。如郑国的子产，在他执政时，国人就常聚集到“乡校”中议论国政。贵族然明建议子产将“乡校”拆毁。子产不同意，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早晚休闲时来到这里，以议论执政的好坏。议论有可取的，我从而实行。有说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呢④？因此子产在执掌郑国政权期间，他的施政措施受到国人支持。

　　国人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成份复杂，有贵族子弟下降者，有退职旧官吏，有工商业者。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具有参政意识。国人也是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像齐国管仲整顿国野中行政组织时，分国人为２１乡，工商业者６乡。１５个士乡中，每家一人组成齐国的三军。他们平时为民，定期参加训练，战时执干戈上战场。“无民孰战”⑤，这是当时贵族们都深刻认识到的事实。所以在贵族内部争权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注意要获得国人的同情及支持。

　　（二）朝议制和政策的决策方式

　　朝议制是春秋时期各国讨论国家大事、决定政策、发布政令的一种制度。东汉郑玄注《礼记?玉藻》说“天子诸侯皆三朝”。唐孔颖达疏说，天子三朝是燕朝，朝于路寝，称为内朝；王每日朝于路寝门之外，是为治朝；库门之外，臬门之内朝国人，是为外朝。诸侯的三朝是公族朝于路寝内，是内朝；路寝门外的朝见为每日朝，与天子同；外朝在库门内，雉门外。天子王宫规制，从最外一道门算起，直到天子居住的路寝门的路门是五道门。诸侯只有三门：从内外而为路门、雉门、库门。天子诸侯平常起居室都称路寝。在路寝内朝见国君的称为内朝。内朝的参加者，孔颖达说是“公族”，天子当称“王族”，即是国君的骨肉至亲。外朝在第一道门内，第二道门外的庭院中。路门外的朝见，天子诸侯都是每日朝，是朝见臣僚，治理国家的议事场所，故被称为“治朝”。

　　“治朝”是每天必举行的，子产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①此“朝”是指早上，与昼、夕、夜相对。早上朝会，称为“早朝”，古时就是这样，参加“早朝”的人，很早就要做好上朝的准备。晋灵公荒淫，大臣赵盾多次劝阻，灵公不高兴，就派武士??去刺杀他。??“晨往，寝门?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②赵盾起来准备好上朝，天未明，就坐着等待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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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朝会的人都是官吏。上朝时以官次高低站立，有专门的职官称为“宰夫”的掌管，《周礼?宰夫》职文说“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士司”也参与其事，《周礼?士司》文说：“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 历史

　　国家重大决策，多在治朝上讨论、决定、公布。处于相位的执政大臣，在朝会上称为“听政”。其下群僚称为“听命”，即听从国家的命令以去执行。

　　治朝上讨论的国事，最后决断权在国君。如前面提到的晋国讨论迁都城之事，治朝上议而未决，国君景公最后听从韩厥的意见。又如在晋景公六年（公元前５９４年），晋景公的姐姐潞子婴儿的夫人，被潞氏大臣潞?舒杀死，晋景公要出兵讨伐，此事在治朝上议论。参加朝会的“诸大夫”都认为不宜出兵，只有伯宗支持景公的意见。景公采纳伯宗的意见，出兵伐潞氏、灭掉潞氏、擒杀了潞?舒。

　　在朝会上讲话发言的，多是一些地位高的掌实权人物，一般人只是听别人议论，需要时遵命执行。年轻或地位不高的官吏，随便出言会被认为是越礼，将对前途不利。晋国的老臣士会退休后，由他的儿子士燮顶替上朝。一天士燮归家很晚，并得意地对他父亲说，今天在朝会上有位秦国人说隐语（谜语），没有人能猜出，只有他说准了３个。士会听后非常生气，说：不是别人不知道，而是他们谦让长者。你小子刚进入仕途，就在这样的朝会上３次抢先，我不知道何时要遭灭族之祸了。举起手杖就打，将士燮的帽子打掉，头上的簪子也打断。 历史

　　外朝的地方是在国君宫殿外门即库门以内，第二道门即雉门以外进行。外朝是朝国人，有如今日的群众大会。从《左传》一书中记载，朝国人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国人宣布政令，二是征求国人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宣布政令的朝国人，如在晋惠公六年（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朝见国人宣布赏赐。征求国人意见的朝会，如卫灵公三十三年（公元前５０２年），卫灵公在晋国受到晋人的凌辱，想反叛晋国又怕晋国来攻打得不到国人的支持，于是朝国人，把国君在晋受辱的情况公布，国人皆愤怒，王孙贾于是向国人问道：“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齐声回答说：“五伐我，犹可以能战！”卫国于是反叛了晋国，晋国派人来请求讲和，遭到拒绝。另一次有名的朝国人集会是鲁定公四年（公元前５０６年）发生在陈国。吴国与蔡、唐联军进攻楚国的柏举战中，吴国派人召陈怀公，让陈国出兵共同伐楚。陈国是楚国的盟国，而吴国这时却又大败楚军。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对吴国的要求，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于是“朝国人而问焉”。在朝见国人时，陈怀公讲明情况后，宣布说：赞成亲楚者站在右边，亲吴者站在左边。有一位叫逢滑的人，不左不右，从中间走到陈怀公面前，劝陈怀公不要去楚从吴，可借口晋国之事推辞。因为楚国不一定会灭亡，吴国用兵不断，不一定能保住胜利。陈怀公听从了逢滑的建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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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国人且要国人对政事表态的举动，发生在卫、陈这样的小国为多。这是由于他们的国力不强、人口不多，而国人是军队的骨干，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更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春秋时期的政治史上，中小国家中国人最为活跃，往往左右政局。像卫国，“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②一些贵族往往借助国人达到政治目的。但是“朝国人”之举是不常有的，它只是在国君或执政大臣需要时才临时举行，不是一种常制。实质上是召集者利用“朝国人”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古代部落民主制被变了质而在阶级社会中的遗留形式。

　　古人迷信，常用占卜决定一些国事，即“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①。如郑襄公八年（公元前５９７年），郑国被楚军包围，郑人本想同楚讲和，占卜时却不吉利，要郑人死守。郑国人又坚守了３个月。人民苦不堪言，结果还是城被攻破，郑襄公只得袒着肩背，牵着羊向楚国投降。

　　宠幸姬妾也常有干预国政，左右国家大政的。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促使献公废太子，赶杀群公子，并在晋国立下一种制度：无畜群公子②。即国君的儿子，除太子外，他子不得留在国内。所以晋国由国君子弟构成的“公族”势力弱，贵族多是异姓，就与骊姬干政有关。鲁昭公被逐后，齐景公本信心十足地要帮助他打回国去，鲁国季孙氏向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行贿后，也就不了了之③。 历史

　　总之，春秋时期，一般来讲国君是国策的最后决定者，通过治朝和朝国人的形式，可以听取臣僚、国人的意见，而最后决断、取舍权还是在国君手里。晋悼公上台先就宣布，国君是“出命”④者，若臣下不赞同他这一要求，他宁可不当国君。晋文公责备寺人披执行献公、惠公追杀他的命令超前行为时，寺人披理直气壮地向文公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⑤执行国君的命令不能有二心，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信不叛君”⑥，是当时人们信守的做人、为官准则。因此，议政是以加强国君地位为原则的，外朝、治朝，实质上的最后决断权在国君手中。　　（三）春秋时期的职官制度

　　春秋时期各国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各有自己的一套官制体系，因而使这一时期的职官变得纷繁复杂。大体说来，中原国家与西周王室关系密切，基本上是承袭西周设置而有所取舍。南方的楚国，官名多与中原各国不同，但所掌管的事类则相一致。西方的秦国，东南方的吴、越官职的设置、官职名称也大体上同于中原国家。

　　春秋时各国职官大致有三个系统：治事类职官；事务类职官和地方政权职官。

　　１．治事类职官

　　治事类职官即行政官，主要有四个部门：司徒、司马、司空和司寇。司徒、司马、司空在西周金文中称为“三司”，地位不甚显耀，到春秋时“三司”的地位突出，司寇地位也重要起来，这是与西周时王宫大臣及臣仆式的官吏，向治事职官转变，即职官成为国家官吏而不是王的仆从。 历史

　　司徒的官是治理民事的。“司”是掌管，“徒”指徒役，即民众服劳役及军役，百姓的户口簿等由司徒掌管。在郑成公元年（公元前５４８年），郑国打败陈国时，“司徒致民”。“致民”即致送户口簿，是司徒主民政。“司徒”一职当是行政首脑，《周礼》中司徒下辖的官７８人。这７８人中，除大小司徒为首长外，所辖官的性质有两大类：一是各级行政长官，二是各种经济部门长官①。鲁国的司徒一官长期由季孙氏担任，而季孙氏又是三卿中的总领全国大政。可见司徒一职的重要。

　　司马是掌军事的职官。古代重车战，兵车用马牵引，所以掌军队的职官称为“司马”。军赋的征收由司马负责，所以司马还兼掌土地，以保证军赋的供给。如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５４８年）楚国的■掩为司马，令尹子木（屈建）让他整顿军赋，清点甲兵，■掩于是“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清查全国土地，然后实行“量入修赋”，根据收入定出缴纳军赋的数额。楚国这一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是由司马进行的。《周礼》书中大司马下也讲到“令赋，以地与民制之”的内容，与《左传》载楚国司马■掩“书土田”之举相吻合。

　　司空是掌管工程建筑和百工的。西周金文中称“司空”为“司工”。宋国改“司空”为“司城”，虽是为避宋武公的名讳而改。但改司空为司城，也反映司空与土木工程的关系。晋国士■担任献公时的司空，主持修建国都绛城和重耳的蒲城、夷吾的屈城。在修筑屈城时，筑城者在墙中参杂进柴草，以偷工减料，夷吾（后为晋惠公）不满，状告到献公处，献公责备士■。士■辩解说，公子城若太坚固，一旦发生变故就难于铲除。士■对献公的责备不满，但他已看出重耳、夷吾的势力强大，将威胁到国君，于是作一诗道：“狐裘?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①《周礼》一书中“司空”一官亡佚，汉人用《考工记》一书补上代替。汉郑玄注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又说：“百工，司空事官之属。”　　司寇是掌理刑罚狱讼案及纠察之责的。孔子在鲁国曾担任过司寇。莒太子仆杀父窃国宝来献给鲁宣公，宣公要马上赏给他土地，季孙却要司寇立即将他驱逐出境①。因司寇管社会治安，不容杀父窃宝之人于国，故由它执行。司寇一名在当时还有不同的名称，晋国称为士、理、大士，周王室称为尉氏，楚国称为司败等。

　　司徒、司马、司空、司寇是中央的四大部门，在这四部门职官之上，有一人总领全国大政，当时有的国家称相，有的称执政，有的称当国，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楚国称令尹，宋国多是右师充任此职，但也有他官，如司城担此任者。晋国由中军元帅任此职。东周王室初由卿士担任，后由太宰居此位。但是太宰这一职在西周地位很高，是王室总管，也是国事的总管。到春秋后期，各国太宰职权下降，有的仅为名誉职而无多大实权。它的地位不仅比相位低，甚至在“四司”之下。太宰地位的下降，反映了政事职官地位的上升和家臣仆役性职官地位的下降，是国家体制走向成熟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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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国和楚国职官在此时显得特殊。楚国职官的特殊处是名称上的差异，明显的特点是多以“尹”名官，这与商代的官名相近，而职官体制却与中原他国大致相同。晋国职官名称上不如楚国那样突出不同，但职官体制却很不一致。

　　晋国在晋文公时建立三军，以上、中、下为名。各军有将、佐各１人，中军将称为“元帅”，其余上下二军称“将”和“佐”。中军元帅地位最高，统率三军。三军将佐都是卿担任，所以晋文公时就有６卿，晋国曾一度扩大到６个军，有１２位卿，大大超过礼制的规定。三军将佐的地位依次是中军元帅、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中军元帅战时统率三军，为最高军事首脑，平时则治民，总领全国大政，是最高的行政首脑。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式的官制体制。在各军中设有军大夫、军尉、军司马、军司空、舆尉、侯庵等官，分别掌管军政、军纪、后勤、侦察等事，爵为大夫。司马、司空的地位比他国低。

　　２．事务性职官

　　事务性职官，实指宫廷官吏，专为国君私人服役。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老师和照顾生活的师傅、保，太子即位后它们就被尊为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太”在西周时被称为“三公”，执掌国政，像周初，周公、太公就处在师保的地位。春秋时太保一职已不见，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像晋国阳处父和士会都曾授太傅衔，阳处父位在中军元帅赵盾下，士会则全是美称性质。楚穆王的太师潘崇，因拥立穆王有功，穆王另授他“掌环列之尹”①，职责是警卫王宫，太师却没有什么职权。

　　宗伯是主管王或国君宗族事务的。西周时天子地位尊贵，所谓“宗之君之”，天子既是宗族长，又是人君，故宗伯地位重要。春秋时只鲁国还有宗伯职官名，其他国家则称“宗人”，职权是主管祭祀，向神祷告，所以又称为“祝宗”，地位不高。

　

　　掌占卜的称为卜，如鲁国有“卜楚丘”、“卜■”，秦国有“卜徒父”，梁国有“卜招父”，晋国有“卜偃”等②。“卜”是职名，即掌占卜和卜筮事务。一般称为“卜人”，楚国则称为“卜尹”。观从在楚平王夺取王位时，功劳卓著。楚平王上台后对他说：“唯尔所欲”。观从说：“臣之先佐开卜”，平王“乃使为卜尹”①，即是掌占卜的卜师，爵为大夫。占卜系统的职事之人当不少，如有整治龟壳备用的，有在龟骨上钻凿孔隙的，有在上面刻字的，占卜时有记录的，如“开卜”、“卜史”之类，皆属卜师下从役人员。

　　史官是在国君的身边，记录国君言行，《礼记?玉藻》称“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左右史的分工与《玉藻》相反。古时国君言行有专门史官记载，这是我国的传统。我国古代史料丰富，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君举必书”的制度②，对国君行为也起一定的监督作用。如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周定王接待晋国使臣巩朔，为了讨好大国使者，定王破格招待他。事后定王派人对史官说，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记录下来③。我国古代史官具有追求真实的优良史德，如晋国赵穿杀了国君灵公，当时为中军元帅执晋国政的赵盾，听到赵穿发难就往国外逃，还没有走出国境，晋灵公就被杀死，赵盾于是回到国都。这件事，晋国史官却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说：“你记得不对。”史官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凶手，杀死国君的罪责不是你是谁呢？孔子读到这一段史实后说：董狐，是从前的优良史官，记事不隐瞒实情④。董狐就是记下此事的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权势，记下历史真实，所以后世称为“董狐直笔”。为记下真实史事，有时史官要遭杀身之祸。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齐庄公，齐国的大史记载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害怕留下杀君的恶名，就将大史杀死。大史的两个弟弟接替哥哥的职事，同样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崔杼又把两个弟弟先后杀掉。大史的第三个弟弟接替前三位兄长的职事，同样一字不改地记下“崔杼弑其君”的字样。崔杼只得让他写下，没有再杀。南史氏听说大史氏兄弟全被杀死，就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拿着竹简前往大史官署。走到半道听说已记下来了，才返回①。我国史官这种不阿世，不畏强权，敢于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往往使一些昏君和权臣畏惧。他们害怕恶名遗留后世，被后人千古责骂，对其行为有所收敛。 　　史官在西周时有大史和内史之分，唐孔颖达说，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左传》一书中记载有“大史”，“内史”只见于周王室，“左史”见于楚国。楚国有左史倚相，楚灵王称赞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②。我国著名哲学家老子，是东周王室的柱下守藏史，也是一种史官。可见史官不仅具有优秀的品德，还有很深的文化造诣，方能成为好的史官。

　　乐官也是国君宫中的一种职官。乐官称为师、大师或舞师，晋国著名的乐官师旷，是一位盲人。楚国称从事宫中演奏的乐人为“泠人”，乐工主管官称为“乐尹”③。乐器有钟、磐、琴、竽、笛等，以钟、磬为贵。钟为青铜作，磬为玉石作成，故称为“金石之声。

　　我国从商周以来，音乐水平就不低，春秋时到达一高峰。大凡祭祀、朝会、宴飨时都要有音乐相伴以助兴。此制大致在商代就已兴起实行，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祭祀用乐的卜辞。收入《诗经》中的３００篇诗，原本都有乐谱可供演唱，相当于今日歌曲的“词”部分，曲谱早已失传，只留下歌词。在何种场合，演奏何种歌曲，要相协调，所谓“必称《诗》以谕其志”者①。因此演唱什么歌曲，由主人或客人点，犹如今日的“点歌”。如我们在前章“动荡不安的卫国”一小节中已指出过，卫国孙林父与卫献公发生矛盾，孙林父害怕献公惩罚他，就回到封邑戚，派他的儿子孙蒯入朝听政。卫献公设宴款待孙蒯，在宴席上，献公特别点了一首《巧言》的最后一章歌曲，让乐师演奏。以暗示孙蒯的父亲居于戚要作乱。《巧言》一诗，是《诗经?小雅?小?之什》中的一篇，今犹存。 历史

　　替国君掌管财物的有廪人、府人。鲁昭公流亡在外，临死时向跟随他的人赏赐衣帛玉饰等宝物。待昭公死后，受赏者都把所得的物品退给“府人”②，是府人掌玩好细软等物，在国君身边。宫的守卫者称为司铎。铎是一种铃，手执敲击以守夜。国君的后宫由司宫主管，名称各国有异，或称巷伯、寺人、竖等，多由阉人充任，后世称为“太监”的。古时有“刖者使守门，宫者使守内”的制度，“宫”就是宫刑，男子去势刑，汉代称为“腐刑”。

　　宫中总管称为仆大夫。晋国韩厥在景公时统帅新中军，位列第七，而兼为仆大夫。在讨论迁都的朝会上，因不能决断，景公退朝后回到起居的路寝，“献子从”③，韩厥跟随景公进入内寝。顾炎武说：“仆大夫者，君之亲臣，故独令之从公而入寝庭。”杨伯峻以为“亲臣”不确，朝会时，群臣退后，仆大夫要引导国君退朝，这是此官的职责，不是亲不亲的问题①。杨伯峻说当为合理。　　３．地方政权职官

　　春秋时期国家体制仍然是国野制。国是指国都，野是指农村，犹如今日的城乡之别，只是乡中居民的社会地位不似今日都是国家的公民，野人地位比国人低。因为春秋时期军队的成员来自国人，故国中的居民都按什伍的军事编制起来，层级建制，一直到乡。记载翔实的是管仲在齐国的“参国五鄙”制，从此制可以了解当时各国地方级政权的组织情况和职官的设置。管仲将国分为２１乡，每乡２０００家，设乡长治理。乡下是连，每连２００家，设连长治理。连下是里，每里５０家，设里有司治理。里下是轨，每轨５家，设轨长。

　　野中即农村中的建置和设官情况是：全国分为五属，设属正，爵为大夫，每属９万家。属下是县，每县９０００家，设县帅。县以下设乡，每乡３０００家，设乡帅。乡以下设卒，每卒３００家，设卒帅。卒以下是邑，每邑３０家，设邑有司。

　　管子说，他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②，不是创新，即这样的建置是沿西周时旧制，管子只是把它加以重新整顿，使它健全起来。春秋时期各国大致还是继续这一行政组织。 历史

　　春秋时期由于贵族的势力恶性膨胀，在野中的不少地方成为贵族的采邑。像鲁国的费邑就成为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封地。晋国的大贵族往往拥有几个县的地盘，每个县能出１００辆兵车。贵族的封地内有类似于国都的城，称为“都”。所以国君对野中控制的地区在逐渐减少，相应的是中央政权的实力随着贵族封地的扩大而削弱。于是各国在进入春秋中期以后，一种新型的地方组织“县”就产生了。

　　这种县最初设在一国的边境地区，多是在灭亡小国或从别国夺来的土地上设置。这是它与过去设在野中以９０００家为一县的旧县区别之一。同旧制县的另一个区别是，县的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县的事务直接由中央管理。春秋后期，县也开始设在一国的内地，如晋国灭祁氏、羊舌氏后，以其封地设１０县，由中央选派县的长官①。

　　县的职官除主一县事务的县大夫外，以下有县师、司马、司寇等，以掌管一县的教育、民政、军事、治安。

　　战国时期大量盛行的郡，在春秋时也已出现。鲁哀公二年（公元前４９３年）晋赵鞅在铁之战前宣布赏格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此时的县大于郡。这与战国时县在郡下不同。

　　（四）人事管理制度

　　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官吏的选拔、爵位、俸禄、考核和退休等制度。 历史

　　１．职官的选拔制度

　　春秋时期职官的来源主要是世官、举荐和学校培养这样三种途径。

　　（１）世　　官 历史

　　世官是指一家族中的人世代当官。春秋时期各国官吏的来源，特别是国家的高级职官，主要来自世官。像卫国的宁氏，子孙“七世卿族”。齐国的国氏、高氏世代为卿。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宋国的华氏、乐氏、向氏等，晋国的韩、赵、魏、荀、范、知等卿族，皆是世代为官。像晋国的赵氏，赵衰跟随晋文公出亡，文公即位后赵衰先为大夫，晋文公让他为下军将，他推让给别人。后为新上军将，升为中军佐，位列第二。其子赵盾为卿，赵盾子赵朔为下军佐，亦是卿。赵朔死后，赵氏发生变乱，族被灭，赵朔子赵武年幼，因其母是晋成公的女儿，随母躲藏在舅晋景公的宫中得以幸免。后韩厥劝说晋景公，还给了赵氏家产，赵武又在国家中担任职务，后来升到中军元帅地位。赵武的子孙都是担任重要官职，后竟至成为三家瓜分晋国的一家。

历史

　　大贵族的族长，都是在国家担任要职，他们死或退休，就由他们的儿子补官。如士会退休后，由其子士燮代替他上朝“听命”①。韩厥告老退休，长子韩无忌因有病，由次子韩起替补其父，韩厥“使宣子（韩起谥）朝，遂老。”②晋国在悼公时本有４军，８位卿官。晋悼公十三年（公元前５６０年）中军元帅荀■、下军佐士鲂死去，荀■的儿子知朔先于其父６年死，其孙知盈只有６岁，不能接替祖职上朝。士鲂的儿子彘裘也年幼，“皆未可立”，两卿的接班人都不能替补，于是晋国将新军撤销③。可见晋国的卿是世袭的。贵族年轻的子弟接替父亲任官的，当不在少数。当赵武年轻补官时，晋国的苦成叔子感叹地说：“抑年少而执官者众”①，就道出了这种状况。

　　晋国的范宣子（士?）向鲁国的穆叔炫耀他的光辉家族史，说范氏的祖先在舜时为陶唐氏，在夏代为御龙氏，在商代为豕韦氏，在西周为唐杜氏，在春秋晋国为范氏，可以称得上“死而不朽”了。穆叔反驳说，这只能称为“世禄”，不是不朽。那些“保姓受氏，以守宗?，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②类似的“世禄”，在当时是“无国无之”的，有“世官”才有“世禄”，可见“世官”制的普遍性。

　　“世官”的基础是“世族”。有累世的大族，故有累世的官爵。这正如宋国的公孙寿所说：“弃官则族无所庇”③。大族之子为官，官又反过来保护贵族，成为连环套式的纠结在一起。

　　（２）举　　荐

　　举荐是非贵族出身的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道路，所谓“选贤举能”就是这种任官途径。

　　举荐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位的人知某人有才能，直接向国君推荐，国君采纳即被任为要职。像齐国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治国。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蹇叔，穆公任蹇叔为卿参与国政，都是著名的例证。晋国的胥臣出使经过冀（今山西河津县东北冀亭）时，见到?缺在田中除草，其妻送饭到田间，夫妻相敬如宾。胥臣回到国都后就对晋文公说：恭敬，是德行的集中表现。能够恭敬的人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一定能治理好百姓。请您任用?缺吧。晋文公于是任命?缺为下军大夫。在晋襄公三年（公元前６２７年），晋国讨伐狄人，?缺功大，俘虏了白狄的首领。此时已是文公子襄公为晋国君，他特别奖赏胥臣一个县的土地，并对他说：“推举?缺，是你的功劳”，还提升?缺为卿。 　　举荐的另一种方式是地方政权向上级推荐所辖区内的贤才。这种方式可以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三选”制为代表。

　　这种“三选”制的程序是：各乡官将本乡好学、有才德和有武功的人，推荐出上报给国家，是为一选，称为乡选。乡选出的人才经过国家的有关部门一段时间的考核试用，将优秀者选出推荐给国君，这是二选。国君亲自对二选出的人才审核、面试，交给一定的事做，合格者由国君任命为上卿的助手，这是第三选②。这样选出的人才，其出身地位低微、或虽富而无政治地位。他们进入政权中，就扩大了统治基础。

　　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三选”制，在其它国家当也是实行的。

　　（３）学校培养

　　学校培养是国人阶层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所谓“庶人之在官者”的“庶人”③，此地即指普通的国人。春秋时期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之分。国学在国都，是国君和贵族子弟所进的学校。乡学是国人子弟所进的学校。在学校学习认字以外，主要是各种礼节和射箭、驾车的技术。学校每年要定期进行射箭比赛，既是娱乐，也是考核。其中优秀者即补为相应的官职，“古者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④。这国学和乡学，都是官府办的，称为官学，所谓“学在官府”，春秋以前所有的学校都是官学。

　　私学出现是在春秋晚期。第一个以办私学显名后世的是鲁国孔丘。春秋晚期各国政治动乱不定，官学实际已垮了。而此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一批新兴的富人出现，且一般人家由于生产力提高，耕食已有余，学习文化知识便提到他们的日程上来。孔丘适应形势的要求，创办了私学。相传到孔子门下就读的先后有３０００人，“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①孔子的办学方针很明确，就是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②所谓“谷”就是做官吃谷物俸禄。他的一批高才生都到各国做了官。

　　２．爵位制度

　　爵位是官吏等级的标志。春秋时官吏的爵位，是沿袭西周时的制度。孟子说周时颁爵的情况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③此“君”指诸侯国君。对周天子讲，诸侯国君是臣，故孟子列为官爵的一个等级。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皆独立成国，“君”这一位就不计在爵位中，应从卿算起。

　　大体来讲，春秋时爵分为三大等第，即卿、大夫、士。卿爵是高等，国家的高级官吏如相、“四司”的长官，各军的军将，一定由卿担任。大夫是中级爵位，国家的中层官吏，由它们充任。士是低等爵位，充任基层官吏。 历史

　　孟子讲士爵有上、中、下三个级别，实际在卿和大夫等中，也有级别之差。卿有上、中、下三级。鲁成公三年（公元前５８８年），晋国的荀庚（中行伯）与卫国的孙良夫同到鲁国签订盟约。鲁成公问臧宣叔：荀庚在晋国位次第三，孙良夫在卫国为上卿，位第一，签盟时，谁在先？臧宣叔回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①是卿有上、中、下三个级别，大夫有上下两个级别。大夫没有中大夫级，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之分。晋定公十九年赵鞅宣布赏赐时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也没有中大夫。中大夫的设置在战国，班固说是“秦官”②。

　　爵位还要“受命”。“受命”就是表示国君选择任命此人可以担任官职。“命”有两种，一是周天子“命”，一是国君命。周天子“命”的人，是得到王室承认的，在名义上就为周王的臣。这是西周时，周王控制诸侯国的手段，所以他们称为“天子之守”。而受国君“命”的人，与天子没有直接关系，周王未予承认。各爵等受命的情况与国家的大小相关。《礼记?王制》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郑玄注说：“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郑玄说是正确的。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则一卿命于国君。

　　“命”还有数的差等。《礼记?王制》又说：“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据孔颖达说，大国的上卿三命，中卿二命，下卿一命。次国上卿二命，中卿一命，下卿不受天子命。小国上卿一命，中、下卿天子不命，由国君命。大小国大夫皆一命。

　　无论是天子或国君对卿大夫授命时，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把加命的事写在简册上，同时赐给相应的车服器用。因命数不同，地位也不一样。命数越多，地位就越高，所穿的服饰，乘的车马就不相同，命数多的尊贵，车服也随之华丽。鲁成公二年晋援救鲁，在?大败齐军，齐人退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鲁成公为了感谢晋国军将，“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侯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郑简公十九年（公元前５４７年）“郑伯赏入陈之功，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晋襄公元年，晋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以一命命?缺为卿。”可见命数多少与地位的高低相应，车服作为贵贱差等的标志，随命数不同而有别。

　　爵位的授予是与官职相应的。《王制》说：“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论辨，即辨别出优劣。辨别优劣由司马主其事。《王制》在另一处说：“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是先做官而后爵随之。

　　３．官吏的俸禄

　　做官就有俸禄，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故是“位定，然后禄之”①，位指爵位。春秋时的官禄是根据爵位定的。

　　官吏的俸禄，在西周及以前是以土地作为职官的禄。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邑指“采邑”，即收取邑中人民的租税。春秋时仍是以土地为俸禄。

　　据孟子讲，大国“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小国“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是以为差”①。“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②，上农夫一年的耕种可养活９个人。就是说一个下士的俸禄可以养活９个人。接着这个比例，大夫的禄可养活５７人，大国卿相当于三个大夫，则可供１７１人生活。但是事实上还远不止此，宋国的免馀说卿可以有１００个邑，宋平公赐给他６０邑，免馀不接受，说他已经有６０个邑了。平公坚决要给他，他接受了一半，３０个邑，是免馀有９０个邑。免馀是大夫爵，宋平公想任命他为卿，免馀也不接受③。可见大夫可以拥有６０个邑。邑最小的有１０家，若按井田制的四井为邑，则一邑有３２家。百邑则拥有１０００家或３２００家。

　　春秋晚期出现了以谷物为俸禄。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④。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⑤这里的“谷”是指做官。做官称“谷”，是做官可以得到谷为俸禄。在孔子时代，实物俸禄已较普遍出现。这些拿谷物俸禄的，是出身寒微的“士”。

历史

　　４．考核制度

　　官吏政绩的优劣，要加以考核。齐国从齐桓公时就建立了考核制度，每年的正月，国中２１乡的乡长和野中五属的属大夫，都要到朝堂“复事”，即回报工作。乡长所回报的工作是有关人才的推荐和社会治安的管理问题。国君责成乡长不要压制有才德的人不上报，不要包庇坏人不惩处。

　　对五属大夫回报政绩时，则要考察赋税的收入情况，人才的推荐及对坏人的惩处。在朝会时，齐桓公看了各属的赋税完成数额后，要选一个最差的加以批评，并对他说：你属的土地和人口都与别的属一样，为何只有你属的收入少？这是由于你教导不好，治理不善。一次两次可以宽恕，若三年连续如此，就要治你罪，不得赦免。这样乡长和属大夫就各自回去努力工作，从而达到国家大治①。　　５．职官的退休制度

　　春秋时的职官，年老就自动退休。据古书记载年七十为退休的年限，所谓“七十致仕”②，“致仕”就是退休。到了年龄一般是自动请求退休，称“请老”、“告老”或“老”。如晋国的士会、祁奚、韩厥都是自动“请老”。晋国祁奚请老，晋悼公问他谁合适接替他的职务，祁奚推荐与他有仇怨的解狐。解狐还没有上任就死了，晋悼公又问他，祁奚于是推荐他的儿子祁午③。祁奚这种“远举不避仇，近举不避亲”的行为，很受人们称赞。

　　据《周礼》，《天官》有“治象”，《地官》有“教象”，《夏官》有“政象”，《秋官》有“刑象”。悬挂象在正月初一日，悬１０天即收藏起来。《周礼?天官?太宰》职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吉　　日”即初一。“挟日”即十天。西周时各种典章是要公布的。只是公布的时间短，１０天就收起来。公布的地点只在天子王宫的门阙上。高悬于门阙上，也难于看清楚。且只王都悬象，能看的人十分有限。而在“邦国都鄙”，即王都以外的地区，只是“布”，即宣读了事。所以这时的法典，虽悬在象魏上１０天，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布。　　进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仿照天子，将各种法典悬挂于象魏上，供国人观看。春秋前朝当也可能是“挟日而敛之”的习惯，不长期悬挂，庶民百姓，谁能记得住？所以审理案子，任凭官吏高　下随心。悬象的制度，大致在春秋中晚期以后就有了变化，不是“挟日而敛之”，而是长期悬挂。前举鲁国哀公三年司铎宫火灾，时间是在“五月辛卯”。辛卯是二十八日，即五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二十八日，鲁国的《象魏》还悬挂着，可见已是长年挂上不取下的。这是春秋晚期成文法公布的一种形式。

　　成文法公布的另一种形式是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郑简公三十年，郑国子产“铸刑书”，２３年后晋国的“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杜预注郑国注刑书说：“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由晋国铸刑鼎而知郑也是铸刑书于鼎上。 历史

　　郑国、晋国铸刑书，都是把刑律文铸在鼎上，遭到叔向、孔子的强烈批评，认为是亡国的乱制。叔向批评子产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孔子批评晋赵鞅说：“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鼎是陈放在宗庙中的祭器，民众随时可去看，它既不是高悬于象魏上，也不是“挟日而敛”，而是长期陈放于宗庙中。所以“民”可以去“征”。这样就使“法”可知，奴隶主的“刑”也就不可滥施。

　　成文法的公布，是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民众，可利用公布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并向奴隶主阶级斗争。成文法的公布也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大变革。

　　据《周礼》，《天官》有“治象”，《地官》有“教象”，《夏官》有“政象”，《秋官》有“刑象”。悬挂象在正月初一日，悬１０天即收藏起来。《周礼?天官?太宰》职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吉　　日”即初一。“挟日”即十天。西周时各种典章是要公布的。只是公布的时间短，１０天就收起来。公布的地点只在天子王宫的门阙上。高悬于门阙上，也难于看清楚。且只王都悬象，能看的人十分有限。而在“邦国都鄙”，即王都以外的地区，只是“布”，即宣读了事。所以这时的法典，虽悬在象魏上１０天，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布。　　进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仿照天子，将各种法典悬挂于象魏上，供国人观看。春秋前朝当也可能是“挟日而敛之”的习惯，不长期悬挂，庶民百姓，谁能记得住？所以审理案子，任凭官吏高　下随心。悬象的制度，大致在春秋中晚期以后就有了变化，不是“挟日而敛之”，而是长期悬挂。前举鲁国哀公三年司铎宫火灾，时间是在“五月辛卯”。辛卯是二十八日，即五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二十八日，鲁国的《象魏》还悬挂着，可见已是长年挂上不取下的。这是春秋晚期成文法公布的一种形式。

　　成文法公布的另一种形式是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郑简公三十年，郑国子产“铸刑书”，２３年后晋国的“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杜预注郑国注刑书说：“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由晋国铸刑鼎而知郑也是铸刑书于鼎上。

　　郑国、晋国铸刑书，都是把刑律文铸在鼎上，遭到叔向、孔子的强烈批评，认为是亡国的乱制。叔向批评子产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孔子批评晋赵鞅说：“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鼎是陈放在宗庙中的祭器，民众随时可去看，它既不是高悬于象魏上，也不是“挟日而敛”，而是长期陈放于宗庙中。所以“民”可以去“征”。这样就使“法”可知，奴隶主的“刑”也就不可滥施。

　　成文法的公布，是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民众，可利用公布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并向奴隶主阶级斗争。成文法的公布也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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