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与墨家被并称为“世之显学”。“兼爱”作为墨家思想的核心,“仁爱”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墨之争一直是近来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先秦史上,两个不同流派,思想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尤其是核心思想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都竞相提出自己的观念和思想,都竭力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其中以儒家和墨家为中心,针对两家的核心思想,“兼爱”与“仁爱”的不同,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时代背景不同
墨子生于春秋晚期,大概晚孔子十年,生活于战国初年。这一时代,是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过渡时期,传统的宗法制度逐渐解体,旧的宗法理论体系已经无法维系人心,社会面临着一场重大变革。这一巨变带来的是战争,暴政,灾难,饥荒……面对混乱的局面,思想家们思考的是如何恢复社会的稳定,重建社会的伦理原则。孔子的“仁”,老子的“无为”。而墨子创造了的十大思想主张,其中“兼爱”成为其最核心的思想。他认为天下混乱局面的根源是人们不相爱。如《墨子·兼爱上》中讲道:“贼自爱,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既然人们不相爱是世间战乱、灾祸的源头,那么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才能真正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墨子出身工匠,是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中的一员。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对这种历史巨变的摧残有更深刻的感触,同时墨子也十分关注平民的社会生活,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春秋末年是社会大变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大幅调整。奴隶的反抗斗争和大规模流亡,使他们无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而孔子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这就注定其思想主张必然强调封建礼仪、宗法制度和等级差别,这决定了其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之上的,有差等的仁爱。
二、内涵不同 历史
“兼爱”和“仁爱”都是一种普遍之爱。儒家有“泛爱众”、“而亲仁”,墨家有“兼爱天下”,这两种爱都是对人类社会的泛爱,理想上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可见,墨子主张“兼爱”思想和孔子的“仁爱”是殊途同归的。但两者内涵是不同的。墨子的“兼爱”是把“爱”的观念社会化。“兼”有“兼顾”,“无差等”的意思,也有“相对”、“相互”的意思,“兼爱”便是相爱无差等的普遍之爱,如《墨子·兼爱下》中所说“爱人之国如爱己国,爱人之家如爱家,爱人之亲如爱己亲,爱人之身如爱己身”。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是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根本。只有“兼以易别”的博爱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仁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墨子推崇“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爱与利是相关联的,使天下百受利是兼爱的终极目标。墨家这种“爱利并重”,故凡事必以利为权衡。《墨子·贵义》中说“万事莫不贵义,义者,利也。”这便是墨子为他提倡的“兼爱”的动机,由此可见墨子的“爱”是一种理性的爱。墨子这种“爱”是以满足利己心,满足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仁爱”则是有差等的爱,孟子发展的“仁爱”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之说。说明儒家的“仁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没有任何推托之辞。仁者爱人,这种爱是源于心底的人性最原始的爱,这种爱是有先有后的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恰好体现这一点,君与臣,父与子的爱正是一种含有阶级之差的爱。这与“兼爱”思想所体现的内涵不同。
三、代表阶级不同
墨子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建立一个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会。墨家代表的主要是小生产者的利益;而这些小生产者主要包括农、工、商等庶民等级,墨子就是这类士的典型代表,墨子弟子众多,皆以自苦为极,墨子曾仕于宋,他十分注重士这一阶层,恰恰正是这一阶层的兴起,对社会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墨子所提倡的“兼爱”是一种没有亲与疏、远与近,贵与贱、高与低的爱,是一种平等的博爱。此外,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儒家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建立一个秩序井然,君主为上的社会。儒家则代表贵族阶级的利益。孔子的 “仁爱”是一种由亲而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爱,把亲人爱人放在首位。这种思想正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孔子认为:要实施“仁爱”思想,首先从“亲亲”开始,那就是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推及到别人的亲人。也就是认为应该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再爱他的乡人、朋友及国人。即:要推己及人。孔子又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孔子提倡:爱人先爱亲,欲人先欲己,达人先达己,由近及远,由此及彼,从而达到“仁者爱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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