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西之水，原标题《满蒙问题” 和战之争》

　　自19世纪末起，日本政客口中所谓“满蒙问题”，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问题。自甲午战争战胜清朝，日俄战争又打败俄国，日方将中国东北的一大部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清朝灭亡之后，他们继续扶植奉系张作霖以稳固其东北既得利益，始终保持着对那块富饶肥沃的广大地盘的话语权。

　　换句话说，那二三十年里，日本政客乃至军方，都不觉得“满蒙问题”还算什么问题了，直到1926年7月，情况起了变化。

　　“满蒙特殊地域论”

　　1926年7月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没错，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发起了北伐，准备驱逐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达成全国统一。北伐军进军十分迅猛，先后击败直系的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进而北上进攻奉系张作霖，形势一片大好。而张作霖的老巢，正是日人所说的“满蒙”，还有华北地区。

　　中国统一形势大好，意味着对一心维持在华利益的列强，尤其是对中国有控制经济、侵吞领土野心的日本不太好。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长期备受洋人欺压的当地民众夹杂着乱兵，纷纷袭击外国领事馆，日本领事馆首当其冲，日方官员有人受伤。4月3日，汉口民众与日本侨民发生冲突，他们涌入日租界，袭击了日本领事馆。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的8号座车被炸后的惨状

　　为了应对这一连串“暴乱”，4月6日，英美日等5国驻华公使召开会议，英国公使要求日本派两个师团来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居然一口回绝了。一向喜欢挑事的日本人，为什么这次如此淡定?

　　原来，这与日本当时的外交政策有关。时任日本首相是若?礼次郎，他是议会第一大党民政党党魁。民政党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对英美妥协，即保证日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不要招惹这两个西方大哥。时任日本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因此也称这种姿态缓和的外交模式为“币原外交”。“币原外交”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紧张的中日关系，也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少受一些攻击。

　　但南京、汉口两起袭击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内阁首相换人了，长州藩阀出身的强硬派人物田中义一建立新内阁，他还亲自兼任外相。

　　田中义一军人出身，做事自然雷厉风行。1927年5月27日，当得知国民革命军逼近山东省时，田中义一决定向山东派兵。为了不给国际舆论留下口实，他特地向英、美、法、意等国代表通报出兵决定，列强正乐得有人肯出头教训一下胆大包天的中国南方革命者，也就默认了日本的行动。五天之后，即6月1日，日军步兵第33旅团登陆青岛。

　　6月27日，田中义一又以外相身份召集外务省高官，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领事吉田茂、汉口领事高尾亨、上海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召开了10天的长会，训令各地放弃“币原外交”政策，实行新的《对华政策纲领》。这就是有名的“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提出的底线是，不管中国的北伐军怎么伐，也不能越过长城，进入“满蒙”地区，打破其“分治”现状。只要继续分而治之，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就有保证。这种理论在日本方面有个学名，叫“满蒙特殊地域论”。

　　拼军事还是拼经济?

　　但立宪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对田中义一的强硬姿态看不顺眼，认为“现任内阁对‘满蒙’采取了异常积极的政策与计划……这会招致误会与反感”。

　　田中义一属于立宪政友会，民政党则是政友会的两大政敌??宪政会与政友本党之间的合体产物。以民政党建立为标志，日本政党政治从多党制走向了两党制。

　　日本出兵山东之时，滨口雄幸高举反战大旗，他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言：“日中之间的好感情，一朝就被(出兵山东事件)蹂躏了!”

　　细细看来，这次滨口雄幸反对内阁决议，还真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完全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自有区别于政友会的完整对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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