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自春秋战国时起，传统的观点认为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尧舜时投“四罪”于四裔，于是有了蛮夷戎狄。(14)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由于共工、?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古代这种歧视边疆民族而又认为与华夏同出一源的正统观影响是很深的。

另一方面，自17世纪西欧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时起，即有人认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来自埃及，以后又相继有人认为来自西亚、中亚、南亚或东南亚。于是有所谓“西来说”、“南来说”，还有认为来自西伯利亚、蒙古的“北来说”。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皆可归入“外来说”。除了“外来说”以外，当然也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著文化。(15)

对于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自身有非常丰富的典籍。古代汉文历史文献宝库，居世界之冠，而藏、满、彝、傣、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历史文献，也是丰富多采的。这些均为我们考察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尽管如此，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诚如已故的夏鼐教授所指出的：“我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来解决。”(16)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科学依据。虽非所有问题都已弄清楚，有些重大问题还缺少关键性的环节，但根据我国旧、新石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进行总结，彻底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说”，肯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虽然在其发展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就起源而论是土生土长的。另外，也使传统的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得到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这种特点，在近年来由老一辈考古学家所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中，已显示其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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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远古人类及其文化证明了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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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证明了在我国人类进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较完整的进化序列。(17)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骸地点，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和长江中游，然而到晚期智人阶段，分布范围大为扩大。目前所知，东南至台湾台南，西南至云南丽江，东北至黑龙江哈尔滨，北方至内蒙古乌审旗都已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而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也比较集中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中游。属晚期智人阶段的文化，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晚期文化，目前已发现最北的地点达到黑龙江边呼玛十八站。在青藏高原4000米以上的地方也发现了旧石器，这么高的地方发现旧石器遗物，创造了考古学史上的新记录。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记述，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约300处，它们的分布面包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所有这些都说明晚期智人阶段，中华大地上已普遍有了人类在那里创造着历史与文化。

关于人类的历史，目前一般的说法是300万年左右。众所周知，1956年在云南省元谋县那蚌村发现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已得到确认；此外在云南禄丰县，还发现了丰富的腊玛古猿化石。上述发现表明中国的西南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为了对我国远古人类各进化阶段有个轮廓的了解，今择要叙列如下：

直立人???又称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大约从人类起源一直到距今10万年以前。目前已得到普遍确认的有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郧县人（湖北郧县）、郧西人（湖北郧西县）、和县人（安徽和县）。

早期智人???又称古人。从我国的材料看，这一阶段人类生活在距今10万年至4万年以前。其中重要的发现有大荔人（陕西大荔县）、丁村人（山西襄汾县丁村）、许家窑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金牛山人（辽宁营口市金牛山）、长阳人（湖北长阳县）、巢县人（安徽巢县）、马坝人（广东曲江县马坝）。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这是生活在距今约4万至1万年以前的人类。举其要者有：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山西朔县峙峪）、河套人（内蒙古乌审旗）、安图人（吉林延吉安图县）、哈尔滨人（黑龙江哈尔滨市阎家岗）、柳江人（广西柳江县）、兴义人（贵州兴义县）、丽江人（云南丽江县）、左镇人（台湾台南县左镇）。

上述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体质，显示了与蒙古人种的联系，表现了在蒙古人种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各个环节上的形态与特征。而他们创造的中国旧石器早、中、晚各时期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古人类画集·前言》指出：“我国境内已知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有许多共同点，有鲜明的继承性，各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兼有尖状器和砍砸器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批判。”(18)铲形门齿为蒙古人种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元谋人的两枚上内侧门齿，即已呈铲形构造，(19)可以说已呈现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初步端倪。至晚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更有许多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或相同之处，并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中华大地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及其体质特征表明，这里应是蒙古人种（黄种）的故乡。他们当中可能有些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发展中已移徙中华大地之外，但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应是来自这些远古洪荒时代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的人类。在中华民族中，虽然有像回族那样的从中华大地以外移居于中国，并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融合了其他民族的许多成分而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民族，但是，就绝大多数中华民族的成员而论，均起源于中华大地，并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与发展，共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和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消化了许多外来成分，但它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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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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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标志，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与纺织术的出现，人类已由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也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制的繁荣，在新石器晚期已呈现出氏族公社走向崩溃、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萌芽发展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新石器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7000余处，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边疆地区结束得要晚些。依据各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性与相互关系，可以归纳为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具有内在联系与统一性的特点。随着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的进展，这个特点必然会越来越明确地为人们所认清。

强调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并不抹煞它们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毫无疑问，黄河中下游存在着的两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其发展序列，也较其它区域清楚得多，是目前发现遗址最多、研究得最充分的两个区域。

黄河中游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带，北涉长城一线，南至汝颍中上游。其序列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前5400年）(2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21)继承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了。黄河下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为主，南延淮河以北，东沿海东北达于旅大地区。其序列为：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400年）(22)——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亦称典型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隙。

必须强调的是，两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从早期开始就存在互相渗透的现象，但又是各成系统的两种文化。过去一般认为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龙山文化，实际上在黄河下游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东西相对、平行发展的是大汶口文化。关于两个文化区的相互关系及与其它文化区的总趋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明确指出：“其前期是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带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周围扩大其影响为主，其后期则是以东南诸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23)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突然衰落，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不断向黄河中游呈现统一的趋势，以至在黄河中游继仰韶文化发展的是河南、陕西、山西各具特点的龙山文化。其影响继续播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上游和长城内外。虽各地龙山文化与山东（典型）龙山文化仍可区分为平行发展而又互相渗透的地区性文化，但总趋势是都具有龙山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相当典型的汇聚与交融现象，反映着创造这些文化的诸氏族部落集团的交往、斗争和融合。

长江流域是中华新石器文化另一个最重要的起源区域，也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虽然目前还不能像黄河中下游那样准确地归纳其序列，但其大致轮廓仍然是清楚的。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迄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其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早期）文化（前5000—前4000年）——马家浜·松泽文化（前4300—前3300年）(24)——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年代相当，而文化面貌也有若干共同处，过去曾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的一种变体。另一方面良渚文化许多内容又是商文化的一个来源。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川东，北达豫南。其序列目前尚多争议，暂归纳为：皂市（下层）文化（碳14测定6920±200，约当公元前5000年）——大溪文化（前4000—前3300年）——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600年）(25)——湖北龙山文化（约当公元前2400年以后）。其中屈家岭文化对大溪文化的继承关系比较明确，且又明显受仰韶文化影响，在豫南鄂北颇与仰韶文化交错分布。

还有一点颇饶兴趣的是：长江流域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分别受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的影响。但淮河以南是以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以北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虽互相有渗透，但区域划分是比较明确的。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文化各自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区域，同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起源之区。

其它对以燕山为中心的长城南北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甘青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轴的华南文化区及北方狩猎与渔猎文化区，目前正在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与归纳。其中燕辽文化区，由于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的发现；黄河上游则由于彩陶在黄河中游衰落之后，在黄河上游反而得到发展；华南由于陶器出现于明显存在农业之前，且年代约略距今9500—10000年左右，明显早于中原新石器文化等因素，均引起了考古学界与史学界相当深切的关注与研究兴趣。北方、西南与西北以及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文化也随着实物发现的增加，研究工作日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数十年以前，“新西来说”者，主要依据彩陶等文化因素断定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两河流域与中亚等地传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安志敏教授在详细分析了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各方面内容之后总结说：“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同中国东部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更是息息相关。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26)

中华新石器文化的诸多文化区域与系统，都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与邻区文化互相渗透中形成的。其中黄河中下游两大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文化的主干，并且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千年间，形成了文化面貌渐趋一致的发展趋势。

中华新石器文化还表明，中华大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如前一节已叙述的农牧业分布三个发展带，在新石器时代，其基本格局已经萌芽发展。即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家畜有猪、狗、鸡、黄牛、山羊、绵羊、马；南方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区，家畜有猪、狗、鸡、水牛。到新石器晚期，猪、狗、鸡、牛、羊、马六畜已基本具备。当然，这个界限不是截然不可逾越的，互相渗透的现象同时存在。

粟在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已有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稻在河姆渡遗址中也已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这些都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经过种植的作物品种的最早标本。在秦长城以西以北新石器时代主要是狩猎与渔猎区，后来大多数狩猎部落均发展为游牧民族；渔猎部落则经过长期发展，成为渔猎或农业民族。中华民族这种在起源阶段已萌芽的南北农牧三带经济区域与民族发展，对中华民族全部发展与形成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族最早的国家为夏、商，都在黄河中下游。但是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群、(27)辽西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28)所包含的殿堂建筑模式与祭天、陵寝等内容均与商周及以后中国古代制度有渊源关系。而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商周甲骨文字和青铜文化均是以黄河中下游两个文化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同时也是其它多种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表明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如星火点点，又源源汇聚于中原，聚成熊熊篝火，使古代的中华文化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便是中华新石器文化所揭示的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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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古传说中的各氏族部落集团及其互相斗争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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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中华大地的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和若干部落集团。当时没有文字，遗留下来一些神话和传说也过于简单，且经过记录者整理和改造，其本来面目已难复原。目前，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专家搜集整理中国远古神话，特别是已有一些专家开始搜集整理中国少数民族至今还在口头流传的有关宇宙、人类、祖先、事物起源等神话，与文献记录的远古神话进行对照研究，已获得不少发覆识微的成绩。同时学者们在古代史、民族史、考古学等各领域，也都在探寻以考古、文献、民族学多方面材料置于一炉共治的方法，希望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及各民族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

从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开始，即有关于帝（天帝）与祖先崇拜的记录。春秋战国诸子，竞相征引远古神话作为其学说的历史根据或例证。他们互相驳难，对神话的取舍各有异同，因而即使同一神话，各家理解难免互相矛盾。我们只有将他们征引的神话与他们的学说加以区分——把前者当作春秋战国时人保存的神话史料，后者当作春秋战国时诸子思想史料分别加以研究——才能从诸子书中找出比较可靠的远古神话资料来。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大约以《楚辞·天问》与《山海经》为神话渊府。

按照《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为炎帝与黄帝。夏、商、周、秦、楚等都出于黄帝一系。徐中舒与唐嘉弘两教授据以列出其世系简表如下：（横线表示父子关系）

诚如徐、唐两先生所指出：“从上述世系简表分析，炎、黄本出一父，夏、商、周、楚均出一源。如果完全相信这些世系，从而作为编撰中国古代史的依据，无疑是不科学的，和历史实际有所?牾。”(29)

春秋战国时，人们还知道在“太古”时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30)这是一幅原始群居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图景。关于燧人氏、有巢氏的传说，大概是远古洪荒时代先民发现火的功用并钻木取火与巢居的反映。旧石器时代，已经获得了这些成就。至于神农氏的传说，表明了农业已经出现，这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而关于太昊、少昊、黄帝、炎帝、伏羲、女娲等传说，反映着远古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西南北各部落集团原本奉祀不同的天神与祖先神的情形。按照徐旭生教授《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划分，中国远古部落大体是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高阳）、舜（有虞氏）、祝融等族。黄帝族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因姬水而得姬姓；炎帝族则肇端于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区，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两族各有一部分东移。炎帝族顺渭水、黄河一直发展到今豫南及豫、冀、鲁三省交界地区，黄帝族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太行山脉，直到今北京附近。

太昊（?）、少昊（?）、蚩尤均属东夷集团。其分布：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达到山东全境，西至豫东，南至淮河南北，东至海。

三苗、伏羲、女娲、?兜属苗蛮集团。分布以湘、鄂、赣为中心，北达豫南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

以上三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终至融合成为华夏，就是汉族的前身。徐先生此书作于30年代，5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增订。现在考古发现与古史研究证明其中有些划分不尽合理，但他断言华夏是由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原属于不同集团的天神祖先神同出一源，反映了华夏本是由不同氏族部落集团融合而成的族体。

按先秦文献记载：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与九黎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取得了对九黎的决定性胜利。随后，炎黄又大战于阪泉（一说与涿鹿同地，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盐池），三战而黄帝打败炎帝，成为黄河中下游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与融合，反映着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长期交往、互相影响，最终通过兼并与征服结成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他们进行战争的时期，正好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文化承继发展仰韶文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省都产生了有地区特点的龙山文化的时期。这种吻合，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发展程度比它高的被征服者所同化的第一个例证。

在黄帝以后，尧、舜、禹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大首领，实际上是以推举方式确立大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在这个后世发展为强大王朝的部落联盟中，姜、姬各部落居于优势，东夷各部落也拥有很大的势力，几乎每次禅让都经历了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剧烈斗争，最初的几个夏王，也都是经过夏夷两大势力的反复较量才得以确立的。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31)《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孟子征引这些远古传说，不失为黄河流域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结成大部落联盟过程中的斗争与融合的生动证明。

其它远离中原的氏族部落，因山河阻隔，在先秦时其名少闻于中原，其事鲜见于载籍。不过新石器时代遗存下来的文化证明，那些地区确有不少氏族部落在创造着历史和文化，后世在这些地区曾兴起过许多民族，不断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创造令人瞩目的业绩。他们的祖先传说，或则不断充实于史籍，或则至今在兄弟民族中流传，是中华民族起源传说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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