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中，为了克敌致胜，双方都重视宣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对外公布的战讯战报，报纸杂志为鼓舞民心士气而发表的言论，固均含有宣传的意味，即使军队内部的作战报告亦有虚假成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国军高层日记中的抗战：日军撤退被报成胜仗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

　　薛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五万余 遭同僚笑斥

　　军委会与会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为薛岳所报敌我伤亡人数及敌我伤亡比例实在“过于虚妄”。据一般观察，抗战时期敌我之战力，大致是“敌一师可抵我六师”，以这样悬殊的战力对比，显然不大可能以我军伤亡二万九千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敌军五万余的辉煌战绩。

　　蒋介石估日军伤亡放大十倍 估己方伤亡缩小十倍

　　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不知蒋的这一折算比例有何依据，是否意味着中国方面对外公布的伤亡人数，亦有这么大的“水分”。

　　蒋梦麟考察国军征壮丁：十之八九死于路途

　　1939年11月，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前方后方总计开小差的，一月有13万之多。后方“开小差”应指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相关史料显示，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更为惊人。国府官方战后发布的资料，抗战八年总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除征拉过程中的折损，实际送达前方部队者有1200万人。这意味着90%以上的壮丁送到了战场，中途折损不到10%。

　　然而，来自非官方的数据与之出入非常大。1941年7月，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路线为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桂林-湘西镇远-贵阳-重庆，据称这一线路是壮丁必经之道，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他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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