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前志愿军67军200师600团战俘冉宏图，混杂在14220名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战俘中，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战俘营。

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有资料说，战俘们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

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

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

细心的人们留意到，领着欢迎人群站在岸边的蒋经国，正在擦拭眼中的泪水。作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军情系统主管，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台湾命运的任务。

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蒋介石。1月23日，接到伤病战俘先期乘军机平安抵台的报告后，这位败退台北后，饱受失眠症困扰的67岁老人安睡了9小时。

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记中，蒋介石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命运的转折时刻

志愿军战俘问题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分校历史系博士常诚认为，若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袖手旁观，那么正如他在北京及华盛顿的敌对者们所预料及希望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已在1950年代崩溃。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美国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同日，坚持认为“台湾从来不具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供应台湾岛上所需要的化肥，并推进农村重建项目，但是……任何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

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台湾沦为中美博弈中的弃子，正面临崩溃出局的绝境。蒋介石甚至已绝望地公开声称：“我政府代表必将被驱逐于国际社会之外，此乃成为已定之局。”

1950年5月17日，美国大使馆代办师枢安称，“台湾的命运乃已定之局。中共将于6月15至7月间攻台”。5天后，美国政府发布撤侨令：“所有美国人应当尽快撤离台湾”。

这之前，艾奇逊在3月7日写信给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试图阻止25辆M - 4谢尔曼坦克和25架F- 80战斗机运往台湾，尽管这批军火是国民党自己掏钱买的，但是“这批装备可能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没有人怀疑新生的红色政权攻打台湾的速度。

“美国人相信北京会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台湾，北京将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美国随后将会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W斯帕尼尔说。而美国与国民党蒋介石多年的关系，也将随着台湾易手画上句号。

偏居东南一隅的国民党政权看上去已朝不保夕，转瞬覆亡的命运似已不可逆转。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绝望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线希望。次日，蒋介石就向麦克阿瑟表示，愿意提供3.3万名军人赴南朝鲜作战。

远东局势骤变。美国的远东战略也随之转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横亘于台湾海峡。

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不久，蒋介石又提出，可以派1.5万名志愿兵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

在“1950.12.31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天赐韩战，最应感谢上帝，……使美国仗义抗共,不放弃远东,以转移整个局势也。”

虽然直接派兵最终未果，但台湾还是向联合国军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翻译、中文教师、记者等文职人员。正是这数百名伪装成文职人员的国民党特工，在向台湾提供大量情报的同时，成功策反了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

策反暗战

最早提出“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设想的，是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1951年7月7日该设想提出后，台湾“国防部”于1951年8月9日召开了各厅局会议，认可了这一方案。

冉宏图们并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打完仗就能被放回家的普通战俘，他们已经被摆上了远东各股政治势力博弈的棋盘，成为至关重要的棋子。

1951年7月11日开始的第一次停战谈判中，朝鲜代表南日就提出了交换战俘的要求。而7月25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则发回密电称，“匪俘集体跪求译员”。

常诚博士曾就此事访问多位战俘，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形是：由于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也是仓促出兵，对与中国军队作战一事毫无心理准备，直到与志愿军交上了火，才临时找来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充当翻译，这造成了中国战俘与美韩军人间严重的沟通障碍。

此事恰恰成为台湾派出大批特工介入朝鲜战争进程的契机。

11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九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国民党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 “比台湾人更卖力”。常诚分析，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带着“反共抗俄”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种慰籍，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在宜昌，如果有人问起来，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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