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宣子有三子，喜爱智瑶，而不喜智宵，决定传位给智瑶。当时有族人智果反对，认为传位于智宵为宜。他说，智瑶有很多长处，比如“美鬓长大”，仪表堂堂；“射御足力”，身体健壮，武功很好，“伎艺毕给”，多才多艺；“巧文辩惠”，善于言辞；“强毅果敢”，很有决断，这些方面都比智宵有优势，但是，他“心恨”而“不仁”，道德品质不如智宵，有才干而无道德，恐怕对智氏不利。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意见，坚持让智瑶继位，在德与才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智瑶果然不负其父所望，继位之后，很有作为。他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范、中行二氏被逐，四卿并峙，赵简子专擅晋国大权，是时六卿倾轧攻伐兼并的斗争，以范、中行二氏的失败为一段落，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当此之时，赵、魏、韩、智四家角立，大致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或者耳不相下，平分秋色；或者一强崛起，吞并诸弱。智伯果敢勇毅的性格，自然趋使他争取后一种结果，避免前一种可能。在赵简子在世时，他积极建功立业，创造条件；简子辞世，赵氏气焰暂熄，他很快便驾凌韩、赵、魏三宗之上，摆开蚕食鲸吞的阵势。
掘《史记·赵世家》载，赵简子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卒。早在晋出公三年，智伯即率师伐齐，显露才干，建树威望。在这次战事中，他确实表现出果敢勇毅的风采。他于合战前，亲自出马察看齐国军队的军容军情，观察齐军的营垒，不巧马匹受惊，胡奔乱跑。他在此时，临变不惊，说：“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返)也。”乘势驱马到齐军营垒跟前，逼近观察一番，才返回本营。临战前，大夫长武子请示先占卜一下吉凶，智伯说，“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坚信可以战而胜之。果然在开战后大败齐师，智伯还亲自擒获齐大夫颜庚。晋出公七年和晋出公十一年，智伯还两次率师伐郑。数次征讨，他为自己树立起勇武善战的形象，壮大了智氏的势力。
赵简子死后，智伯便占据主动，抢先扮演主盟者的角色。他首先同赵、韩、魏三家瓜分了范、中行二氏的故地，此事《战国策·赵策一》载为“知(智)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灭之”，可见智伯是此事的倡导者和带头人。晋出公对四卿的这种行为大为恼怒，向齐、鲁两国求援，欲倚仗两国的力量讨伐目无国君的四卿。结果四卿先发制人，合兵攻打出公。出公兵败逃住齐国，死于途中。
晋出公出逃而死，又给智伯带来一个操纵晋国政局的机会。他果断地抓住这个时机，主持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国君，是为晋懿公。此后，晋国政事皆由智伯决断。
智伯利用有利时机，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晋国的政局为之改观。原来四家对峙，变为智氏独强，赵、韩、魏三家相形见绌，智伯开始逐步实现他吞并三家的抱负。然而在他取得了如此成就之后，自身的弱点也比以前暴露得更加充分。智伯的性格缺陷，以《左传》作者概括得最为精当中肯，谓“知(智) 怕贪而愎”。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正是这两个致命缺点，断送了智氏的基业，并使他自己身败名裂。
早在晋出公十一年伐郑时，智伯已表现出骄横的本性。那次赵毋恤与他一同率兵出征，他酒醉之后，强灌赵毋恤喝酒，还动手打了毋恤。尽管如此，他不但没有赔礼修好，反而在回国之后，向赵简子建议，让简子废掉毋恤的世子身份。如此专横的行径，致使赵毋恤与智氏结怨其深。
智伯独擅晋国大权之后，更加不可一世。他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种康子，并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有人进谏，说这样做恐怕招夹祸患。智伯大言炎炎，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宗的命脉操纵在他的手里，别人对他是无可奈何，过高地估计自己，而低估了赵、韩、魏三家的力量。
同时，智伯的贪相充分暴露。一方面为自己广建宫室，还向别人吹嘘说：“室美夫!”一方面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顾虑智氏的强盛，不愿公开与他作对，又寄希望于智伯多行不义，广树敌人，故各将一个万户之邑献给智伯。及至向赵氏索要蔡、皋狼之地，却碰了钉子，并由此而引出一场大战，结束了智伯兼并三家的美梦。
向三家索要土地，这种做法显示出智伯的贪婪，但究其实质，却是智伯要逐步吞并三家的开端。少量的索取，为蚕食的方法。一旦蚕食受阻，变而为鲸吞。赵氏竟敢不献土地，智伯便大兴问罪之师，并率领韩、魏二氏，攻伐赵氏，意欲剪灭之而占有其地。赵襄子(毋恤)看到形势不利，退保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智伯率三家兵围攻晋阳。
重兵围孤城，智伯首先占有兵力上的优势和战局上的主动权。另外，他还占有地利，围城一年有余未能攻克，又引晋水为助，水灌晋阳，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瞠成了青蛙的天地，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做饭；又没有粮食，竟至“易子而食”。晋阳城虽然坚固，几度经营，经得住攻打，但此时已是岌岌可危，很难坚守下去了。只是智伯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刚愎自用的性情变本加厉，反而功亏一篑，自得其咎。
眼见晋阳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赵氏指日可灭，智伯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这话，心下顿时起疑，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氏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魏、韩两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告成，魏、韩二氏根本不足为虑。倒是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向智伯进言：“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解释道，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就要攻破，两家之君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大概是害怕赵氏灭亡之后，两家步其后尘。如果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是—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魏、韩二君当然矢口否认，智伯也就心安理得，自以为成功在即，只等进城抓赵襄子了。
岂料变起仓猝，赵襄子派张孟谈出城，与魏、韩二君联络，相约里应外合，共灭智氏。智伯尚沉浸在胜券在握的幻觉中，魏、韩两家已动手杀掉智氏守护河堤的军兵，大水反灌智伯军，军士救水乱作一团。赵襄子率军出城正面攻击，魏、韩两军侧翼夹击，智伯的军队大败。智氏全族被诛灭；智伯被杀，还被愤恨不已的赵襄子将头颅漆为饮器。
智伯在很短时间内使智氏盛极一时，超过根基深厚的韩、赵、魏三家，确乎表现山非同一般的才干，所以司马光评论他为“才有余而德不足”；由于他“贪而愎”，盲目自信，急于求功，不能审时度势，先期预防韩、魏，故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身死族灭，从成功的巅峰跌到为千古讪笑的谷底。然而智氏覆灭，也预示了晋国诸卿由一强吞并众弱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因而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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