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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为何常有“产权之争”:因曾共处于一个“天下”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军事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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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之间在“申遗”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纷争,因为中韩曾经被认为是共处一个“天下”,同属汉字文化圈,共享很多节日等,从“天下”到了“万国”,这些节日与文化都需要被贴上国家、民族的标签,难免会出现“产权之争”。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6日第54版,作者:孙兴杰,原题为:《“天下主义”的想象与现实》

“天下”的想象与帝国的现实

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天下主义”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息息相关。不可否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一次深刻的调整,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和历史经验可以为正在转型的世界秩序提供借鉴呢?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在思考,美国人也在思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衰落”的舆论逐渐形成,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出现问题了,现在到了中国拯救世界的时候了。类似的言论不断冲击着读者的眼球,也激发了一种民族自信。另外,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中国责任论”,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理想图景,什么样的制度和方案呢?天下主义的观点借着这股东风而迅速流行,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天下主义成为中国学者贡献给世界的特色产品,引起了很多域外学者的关注。

“天下”的想象源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下是由天、天子(王朝)与生民(百姓)所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以王朝为媒介的公共之场”。天下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想象。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天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需要依靠实力,甚至是暴力才能维持与建立一种制度。商鞅变法之后通过户籍的方式,臣民与天子之间建立了制度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严密的耕战体系,也是通过这种体系,秦统一了“天下”,开启了帝国的时代。汉帝国为这个耕战帝国体制披上了“礼仪”的外衣,将德治的思想贯穿于帝国政治之中。由此就出现了日本学者所描述的天下体系的二元性:皇帝的实际控制体系是有限的,而德治体系的扩张则是无限的。对“天下”的想象更偏重于后者,从而获得了超越政治的含义。

朝贡的出现也为“天下”提供了一种佐证,但是朝贡却并不意味着朝贡国是中国“帝国”统治的一部分,而被想象为“天下”的一部分。汉高祖进攻匈奴被围困,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将其称为朝贡。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原正统王朝偏居江南,后世的史官还是用这套理念来解释历史,宋朝也是如此。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还是汉唐盛世,尤其是汉武帝北击匈奴,唐太宗的“天可汗”的称号,但相比于历史的长河,那是绚烂无比的流星。天下主义所内涵的王朝政治、朝贡关系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诸多片段,但是以这样的概念来论述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偏颇,恐怕也难以成为中国未来国际秩序理念的理论基础和精神资源。

天下主义包含着“无外”的思想,但是前提是中国所具有的实力,尤其是文化道德感的优势地位。1863年,中国皇帝致信美国总统林肯时说:“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即便中国遭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还是如此牢固。

难以回避的国家身份与地区身份间的关系

在近代,天下体系瓦解了,东亚地区进入“万国时代”,西方的主权平等的理念消解了天下体系的等级性。中国反抗的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帝国,而一些藩属国在反殖的同时,也在抗拒着传统的朝贡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朝贡的历史和天下的想象能够变成整合民族情感的历史记忆,但是对急于获得民族身份的国家来说,朝贡的历史会激发负面的情绪。中国与周边的国家都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之中,历史的记忆需要共同研究与分享,但是很难说这些曾经的交往模式还能够适应当下及其未来,即便中国愿意重建“天下”,也未必会有追随者。

当朝贡体系成为历史之后,各国都在寻求自身的国家身份,包括中国、韩国。中韩之间的经贸往来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尤其是韩国非常看重中国巨大的市场,着力于推动中韩FTA的建设,地方政府官员、贸易协会的主管都在谈论如何为FTA的实施做好准备。与曾经的朝贡贸易的政治特性不同,当下各国的经济关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国家利益至上依然是东北亚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还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为了地区利益可以让渡主权的做法。民族主义依然是一种强势的思潮,笔者在韩国也能感受到韩国比较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更多的是要提升本国的竞争力,立于国际舞台上的努力。

中韩之间在“申遗”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纷争,因为中韩曾经被认为是共处一个“天下”,同属汉字文化圈,共享很多节日等,从“天下”到了“万国”,这些节日与文化都需要被贴上国家、民族的标签,难免会出现“产权之争”。今年韩国申请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中国网友认为这是“逆袭”,心理难免不平衡,但是在李氏朝鲜时期,朝鲜半岛接受儒家思想,也研习与传播儒家思想。于韩国而言,现在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他们被认为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因为韩文已经比较彻底地去汉字化,以确立国家的认同,但是与中国共享的文化,就成为他们抗拒的传统。这也是韩国民族主义面临的困境,如果韩国人都无法阅读这些珍贵的典籍,那又如何记忆呢?对民族语言、民族身份的追求压倒了传统文化之根,这也是韩国面临的一种身份困境。

对于韩国的“侵权”,很多中国人有无奈,也有愤怒,也有人在反思我们对于传统的态度,对于文化之根的保护。面对韩国的时候,有很多人还是以“天下”来面对韩国。中国与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走上了现代主权国家之路,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更快,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地方。韩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汉江奇迹”、民主转型等,都是东北亚发展中的经验,也是各国可以分享的经验。

无论中国还是韩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有赖于开放政策,有赖于进入世界市场,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汉江奇迹,也没有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从地缘上而言,韩国处于边缘角色,但是在网状的市场结构中,每个国家都可以成为节点,边缘与中心的区分在于你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多寡。中国的“天下”观念可以在世界市场中找到回声,当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核心,你可以去想象一种“天下”。但是这种“天下”并不代表要构建一种封闭性的、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体系,更不要谈用中国的“天下”去拯救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下”不过是披着世界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而已,只能引起周边乃至世界的反感与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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